时评 | 要让中方领导人接电话,澳大利亚新总理需要作何表示?

莫里森下台了!在他任内,中澳关系急转直下,为十几年间所未有。众所周知,澳政府对华之抹黑极尽能事,尤其是最近两年,几乎每次提及中国,都是无端的攻击和莫名的挑衅,激进之程度不亚于美国,莫里森的防长甚至扬言要“为战争做好准备”。

如今,新总理阿尔巴尼斯上来了,在对华政策上会不会有些许转圜?莫里森去年说过一句引起群嘲的话:“中国领导人已经有两年没有接我电话了”。那么,现在这位新总理什么时候能和中国领导人通上话呢?

笔者并没有墙倒众人推的意思,说实话,对莫里森,我们真是已经忍很久了。要知道,中澳之间并没有结构性的矛盾,也没有历史遗留的问题。建交50年来,大部分的时间里,两国关系一直处在健康发展的轨道,即使是在中国最敏感、最困难的年月,澳大利亚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也没有放弃过对华的务实合作。而且澳大利亚是中国快速工业化在亚太地区的最大受益国,这是不争的事实,其官方报告也曾有此表述。可是,莫里森领导的政府却把矛头对准了中国,只要涉及到中国,无论是香港、台湾、新疆、南海还是“一带一路”,它都冲在反华的第一线。究竟是傻还是没良心?

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其实也需要看到,2018年上台的莫里森真正选择义无反顾的反华,是从2020年开始的。在此之前,他还是比较正常的。2019年9月,莫里森访美,当着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面,他坚持澳大利亚自己的主张,直言“澳中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合作很愉快”。那年11月,中澳还举行了两国总理的年度会晤。后来,就没有后来了。直到今天,我国领导人也没和他通过电话,更别说见面了。

原因就是莫里森的变脸。2020年4月,莫政府积极附和美国,要求对中国展开所谓的“新冠溯源独立国际调查”。从那以后,这位仁兄和他的阁僚们上窜下跳,就再也没有正常过。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逢中必反。任何污名化中国的言论,它不假思索就跟着宣扬,有时甚至是主动捏造。任何围堵中国的小帮派,它也首当其冲不甘人后,奥库斯三国联盟里头有它,美日印澳“四边机制”里头也有它,它就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和“印太”地区的代言人。

跟这种既缺乏主见又充满敌意的政府,中方当然不愿意接他的电话。那么,今天正式上任的阿尔巴尼斯政府会不会比他的前任稍微好一点呢?答案就在他明天的首次出访中。刚胜选就上任,刚上任就出访,澳大利亚政府这种无缝衔接在各国政治中确实也是少有。而阿尔巴尼斯带着他的华裔女外长明天即将出访的,正是在东京举行的美日印澳四边峰会。这个峰会要谈的重点几乎没有悬念,就是拜登借此次亚洲之行准备要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这个框架被认为是“印太战略”的经济支柱,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美国想在亚太乃至“印太”重塑话语权、企图削弱中国影响力的经济工具。

初来乍到的阿尔巴尼斯会在这个峰会上有过激的表现吗?如果有,想和中方领导人通话就是做梦了!如果在峰会上低调沉稳,并且在回国后对修复中澳关系放出一些信号,做出一些表示,那么,以和为贵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一定会对其另眼相看的。

中国对周边国家从来都是以礼相待,对澳大利亚也不例外。澳大利亚虽然与我们隔着大洋,但中澳之间不乏学界所谓“共享的历史”。最为突出的就是,自近代以来,华人劳工在澳大利亚的国家建设中发挥的建设性的作用,这些人用他们世世代代的劳苦奋斗也在为中华民族的品性塑造形象。二战期间,中澳两国都曾遭遇日本法西斯的野蛮侵略,为了击败法西斯,我们都曾付出巨大的牺牲。战后,我们对雅尔塔秩序的维护,对军国主义复活的反对,也是一致的。从1972年建交时两国贸易额不到1亿美元,到去年达到2312亿美元,中澳经贸合作真正做到了互利共赢。2013年,时任澳总理阿博特对中方领导人说,澳大利亚的繁荣得益于同中国的合作。2014年,中澳又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些成就和交集都是有目共睹的。

问题是,澳大利亚政府想不想放弃这一切?

这不是威胁,而是善意的提醒。中国不主张非此即彼,我们希望广交朋友,共奔前程,也尊重各国对经济和安全的平衡诉求。太平洋足够大,我们也从未想过要挤兑或者挤压美国的势力范围,各国应当自主地做出外交上的抉择。但是,既然平衡外交可以带来皆大欢喜,澳大利亚为何情愿走向外交失衡,并且愿意承受这种失衡带来的双输局面?这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更不能理解的是,为了向美国表忠心,堪培拉甘当华盛顿的传声筒和马前卒,无中生有地诽谤和挑衅中国,这种颠倒是非的做法对它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对于中国的崛起,历史上那些先发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焦虑,但是,焦虑之中,又分为善意的担心和恶意的揣测。二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前者知道中国之崛起势不可挡,只希望它是和平的;而后者却本能地认为,这种崛起一定会给世界带来危害,而要阻挡中国的崛起并非没有可能。于是,倾向于后者的那些政客和政府就走上了一条违背历史规律、颠倒是非的道路。

澳大利亚政坛现在的对华认知就属于后者,不管是刚下台的莫里森领导的保守派,还是今天就职的阿尔巴尼斯领导的进步派,都把中国视作威胁,这种威胁论的甚嚣尘上其实在奥巴马与希拉里推行“亚太再平衡”之时就已经出现了。那位以“老陆”自居的同样会说中国话的陆克文就曾多次对华发起挑衅,甚至鼓吹对华开战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也不必寄希望于今天这个会说中国话的新总理和华裔出身的新外长会对中国有一反前任的认知。

本质上,他们都缺少一份安全感。心理学当中,一个孩子缺乏安全感,跟他的原生家庭成长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去衡量,澳大利亚这个“岛国”之所以缺乏安全感,也有先天的基因。根本矛盾在于,它的地理位置靠近亚洲,但是它的文化身份却是西方国家,精神上也一直自视为欧洲文明在亚洲的前哨基地,就像当年的大英帝国散落在亚洲边缘的一个“孩子”。与母国远离使其对精神上的母体更加依恋,唯恐彻底失去联系。英帝国没落之后,接替英国执掌霸权的美国又成了澳大利亚新的依恋对象。它希望通过与美国的结盟,保持自己作为西方国家的身份。但是,“亚洲世纪”的到来又让它无法不面对一个日益兴盛的中国,无法不继续融入亚洲的进程。这是一大矛盾。

第二个矛盾就是和许多亚太国家一样的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二元格局,也有人将其称作“东亚悖论”。与其它亚太国家不同的是,地大物博的澳大利亚安全上比谁都更需要美国,经济上比谁都更需要中国,两个“更需要”使其在大国博弈中更难超脱。

平衡显然是最好的,但是,平衡也是最难耐的。不耐烦的人就会选择一边倒的做法,而一边倒的做法无异于自我放逐。自我放逐的代价是,澳大利亚正在经历30年来的首次经济衰退,民众对政府的能力越来越失去信心。澳大利亚想要的安全感没有因为一边倒的绑定美国变得更加稳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反而比过去更强烈了。

我们再回到心理学的范畴,个人到底通过什么来赋予自身安全感?孤悬海外的澳大利亚难道只能在美国身上寻找安全感吗?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的崛起的确会给澳大利亚带来一些不适应,可是,这种不适应难道是不能克服的吗?缺乏安全感会给行为体造成认识上的误区,而要获得安全感,本质上还是要把握一种平衡。

资料中说,澳大利亚新总理与新外长都来自单亲家庭,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父亲都是缺位的。阿尔巴尼斯对他的选民说,他从小就对不确定性充满恐惧。这不是一个好兆头。澳大利亚就是一个缺乏安全感、害怕不确定性的国家。前总理阿博特也曾说过,澳对华政策受到两种情绪的驱使,一是贪婪,一是恐惧。能否用平常心看待中国这位北方的邻居,不让对华疑虑成为他们误解中国的迷障,既考验着这个南太平洋上的中等强国,也在考验着即将迎来建交50周年的中澳关系。而要让中方接电话,澳方其实并不需要付出太多,只需要回归一点理性。

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顾文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