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北京画院主办的“入木——黄永玉版画艺术展”即日起至2022年2月19日在中华艺术宫举办。本次展览是继2020年8月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的黄永玉木刻展基础上，延续“入木”主题策划的上海站同名巡展。
展览以黄永玉第一人称叙述开启，由艺术家本人回忆版画创作生涯写下的“心得手记”，串联了其从1940年代至1990年代近200幅版画作品。
1930年代，由鲁迅倡导的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盛起。少年黄永玉因木刻家野夫的《怎样研究木刻》一书，开启了他的版画创作之路。
少时离乡，辗转多地，黄永玉的流浪之路，似乎没有停下过脚步，其中，停留于上海的短暂一年，却是他人生中最珍贵的经历体验。
1947年，黄永玉来到上海。“来到上海，打开眼界，看到那么多延安木刻家的作品……一个那么大的局面，那么新的世界，呈现眼前。”至今黄永玉回忆起上海的那段经历，总是带着别样的感慨。
■黄永玉《翠翠和爷爷》（沈从文《边城》插图） 1947年
■黄永玉 《风车和我的瞌睡》 1947年
■黄永玉 《逻辑病者的春天》 1947年
70多年后，黄永玉在其长篇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第三部里，真切地回忆起了与友人在上海相处的光景：作为越来越受关注的青年木刻家，黄永玉加入了上海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并担任理事，其作品数次参加了中华全国木刻展；黄永玉交游广泛，不仅认识了李桦、野夫、陈烟桥等木刻界的前辈，交往了巴金、臧克家、楼适夷等文学名家，还认识了诸如黄裳、汪曾祺等一群年纪相仿的挚友，以及与张正宇、张乐平、黄苗子、陆志庠等漫画家来往密切；越来越多的文学家朋友邀请黄永玉为其小说或诗歌创作木刻插图，其中包括为表叔沈从文小说《边城》创作的《翠翠与爷爷》、《花环》等插图，以及为“九叶诗派”女诗人陈敬容诗歌《逻辑病者的春天》作同名木刻等。
此次展览还设立了“原版对照”专区，为观众呈现一批跨越几十年的木刻原版，并与印制的版画作品进行对照。在黄永玉看来，这些充满了岁月痕迹的木板如同他“贴着肉的骸骨”一般，与其经历了一生的颠沛与流离，保存至今，十分珍贵。
■黄永玉《猫与狼》1953年
从插图这条道路开始，黄永玉以其无限的浪漫情调与盎然诗意，创作了大量的木刻作品。黄永玉极其擅长各种文学故事插图，尤其是为儿童文学如童话、寓言故事等创作的大量成组插图更是独树一帜。在此次展览中，观众能够欣赏到黄永玉刻刀下那些幽默、诙谐的小人儿或动物们：狡猾的狐狸，井底的青蛙，流亡的小鸭……它们活灵活现，趣味横生，却又不同于儿童世界里纯真无邪的化身。这种天真与讽刺的矛盾结合，赐予了黄永玉童话插图更深层次的形式与意味。
1948年，黄永玉与张正宇、陆志痒为编写画册从上海奔赴台湾，又迁至香港。在香港期间，黄永玉兼任大公报美术编辑，继续从事木刻创作和自由撰稿人，参加人间画会，创作了一系列香港百姓生活的作品。
■黄永玉 《鲁迅先生和青年木刻工作者》 1954年
■黄永玉《森林小学》 1954年
1950年代初，黄永玉受邀回到北京参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的筹建。身处新旧更替的变革点，而立之年的黄永玉尝试在新兴版画创作与教学中寻找到更深层次的表达语言。他深入小兴安岭森林，创作了诸如《小鹿你好》、《初进森林》、《新的声音》等大量森林题材的木刻版画；他被派往荣宝斋学习中国传统水印木刻技术，与当时也在北京的齐白石见面，并为其刻制了一幅水印套色版画肖像；他还在云南路南县额勺依村住了两个月，以村里的彝族撒尼妇女普支委为模特，创作了经典的“阿诗玛”形象。
■黄永玉 《阿诗玛》 1955年
■黄永玉《齐白石》 1954年
1960年代，黄永玉不断拓宽中国新兴木刻的审美与维度，创作了如《春潮》、《花城》、《葫芦信》等代表作品。其版画风格逐渐倾向于一种浪漫美学范式的回归，不仅完善和深化了中国新兴木刻的形式与内涵，也为当时的版画界带来了一股新风。
晚年黄永玉虽停止了版画创作，然而手中刻刀促使其养成了从不松懈的习惯，他尝试转向更多艺术语言的探索。如今，这位96岁的老者，如同他的木刻一般，一步步践行着自身独特的艺术审美与创作实践。
■黄永玉 《那四月暖和的风》 1983年
本次展览根据中华艺术宫的展厅空间进行了重新思考和布局，形成全新的展览结构，并关联了青年时期黄永玉与上海结缘的历史语境，增加了“黄永玉与上海”文献区，同时结合“肖像主题”、“插图主题”与“经典主题”三大展厅专区，力图全面、完整地勾勒出这位艺术大师的版画发展叙事与创作面貌。
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詹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