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鲁迅先生140周年诞辰,9月28日,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的“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座谈会”在文艺会堂举行。
上海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伟说,上海从上世纪20年代起,就与鲁迅产生了深厚的渊源,是鲁迅在其光辉一生最后阶段生活、创作、奋斗的城市,也是鲁迅精神最终凝成和充分展现的地方。上海能够发展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重镇、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有着以鲁迅为代表的诸多文化前辈的杰出贡献。
座谈会上,上海各界学者、鲁迅研究专家代表、作家代表、评论家代表齐聚一堂,探讨鲁迅的作品和精神对当下的启示。鲁迅研究专家代表杨扬、郜元宝,作家评论家代表滕肖澜、黄平以及青年大学生代表在会上发言。
继承鲁迅精神,坚持鲁迅方向
上海作协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杨扬教授,以《继承鲁迅精神,坚持鲁迅方向》为题进行了演讲。
他指出,鲁迅先生诞生在20世纪中国是一个文化奇迹。此前没有这样的人物,此后也很少有了,他的同时代人中,有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等一大批杰出的文学家,他与他们并肩协作,创造了中国新文学的辉煌业绩。但他与他们又不一样,鲁迅先生没有像他的很多文坛朋友那样见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没有经历此后的风云岁月。但他55岁的生命流程,在中国文学领域铸就了最坚强灿烂的文学坐标。
杨扬说,鲁迅是文学家,但他不是吟风弄月的文学家,也不是谋求高雅地位的成功人士,而是一生致力于用文学来改良社会的文学践行者。鲁迅对病态社会的批判毫不留情,尽显文学家的敏感和现代眼光。
“像《狂人日记》中对狂人变态心理的描写,像《祝福》中对祥林嫂经历了巨大的人生变故后的神态的捕捉,像《故乡》中对少年闰土和成年闰土的对照,像《孔乙己》中对跌入社会底层的读书人的同情和悲哀,这些文学上的探索都显示出鲁迅在社会批判上的自觉意识。它不仅构成了中国新文学最强大的思想传统和艺术亮点,也大大提升了新文学的文化品格和社会影响。”
杨扬指出,“在鲁迅作品的影响下,小说不再是‘雕虫小技’,人们也不再把‘小说’当作‘闲书’,而是视为人生的教科书,是‘为人生’的文学,是‘经国之大业’,值得人们花费毕生精力去从事的伟大事业。”
杨扬还特别提到,在学习、研究鲁迅方面,改革开放以来,诞生了不少优秀的学术成果。
以上海为例,1980年代出版的赵景深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旁证》,丰富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材料,从而在鲁迅的小说史研究的基础上,将中国小说史研究推进了一步。
王元化先生对鲁迅的思考,贯穿了他晚年的思想,他发表的《关于鲁迅研究的若干设想》《鲁迅与太炎》《再谈鲁迅与太炎》《鲁迅与周作人》《鲁迅的曲折历程》等,从思想史、文学史角度,梳理了鲁迅思想的来源,包含了很多理论新见。
钱谷融先生在《谈<伤逝>》中,对鲁迅小说《伤逝》的文本解读,有新的体会和感受。《收获》杂志发表冯骥才、章培恒先生围绕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而展开的辩驳文章,激发新世纪文学爱好者对鲁迅的反传统态度重新评价。
而在上海的戏剧舞台上,新世纪以来展演过不少鲁迅作品改编的舞台剧,如肢体剧《铸剑》和波兰导演陆帕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狂人日记》。
在语文教学上,鲁迅作品始终伴随着中国的语文教育,尽管选录鲁迅作品多少问题,曾在语文教育领域引发讨论,但对于一代又一代中国的青少年读者来说,鲁迅的名字并不陌生。
杨扬说,“在今天这个海量信息四处漫溢的世界里,鲁迅并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相反,我们因为接近鲁迅而感到精神充实,因为阅读鲁迅而感到文学的有力。”杨扬说。
学习鲁迅,树立切实的文化自信
上海作协主席团委员、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以《学习鲁迅,树立切实的文化自信》进行了演讲。
他说,1930年代中期流行一句话,“人谁不爱先生?”鲁迅的学生、朋友和读者,整个进步文化界都崇敬爱戴鲁迅。有趣的是,鲁迅的对手和敌人,也往往转变了态度。大量记念鲁迅的文章,有许多就是被鲁迅骂过的人写的。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为有鲁迅这样优秀的儿子而自豪,世界各国文化界也因为鲁迅而向中国投来赞许钦佩的目光。
在他看来,现代中国人拥有文化自信,不仅因为我们在历史上有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也因为“五四”以后我们有鲁迅。鲁迅既是传统文化最杰出的继承者与整理者,更是新文化最伟大的开创者和建设者。今天讲文化自信,不仅要讲伟大的古典文化,更要讲鲁迅所代表的这一百年来中国的新文化。
他谈到,鲁迅的谦逊是自信,鲁迅的如实道来也是自信。鲁迅晚年有一篇著名文章《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认为中国人有充分的理由自信,但这绝不是躺在土谷寺里浮想联翩的阿Q式的盲目而可笑的自信,乃是“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由此培养起来的切实的自信。
鲁迅晚年还有一篇文章《立此存照(三)》,讲中国人应该怎样对待外国人的评价,他最后说:“看了这些(指外国人怎样说我们),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郜元宝说,“这里说的还是自信,即什么是真正切实的自信,如何才能做到真正切实的自信。从这个角度看,鲁迅一生在文学上的奋斗,就是从批判阿Q式的没有脊梁的盲目狂妄的自信开始,最终过渡到‘中国的脊梁’的真正切实的自信。”
他认为,纪念鲁迅,学习鲁迅,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向鲁迅学习真正切实的自信。
追随鲁迅精神,书写时代画卷
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上海作协主席团委员、副秘书长、作家滕肖澜坦言鲁迅对自己的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读着先生的文章成长起来的。不同时期读鲁迅,亦会有不同的感受。尤其是走上写作道路后,再来回顾先生的文章,以及他的为人处世,便会更由衷地多出些敬意来。”
滕肖澜说,鲁迅先生的写作,我很敬佩他的一个地方就在于,他一方面,对病态的旧社会进行尖锐的剖析和批判,另一方面,他又对广大的百姓怀着深深的悲悯和善意。他犀利的文字背后,最根本的目的还是疗愈。既有个性亦通人情。他不仅是天才的文学家,更是心系天下苍生,致力于用文字来改变社会的实干家。
“作为写作者,今时今日谈鲁迅,我们更应该思考,能从他身上汲取一些怎样的养分,从而提高自身的写作。我想,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习鲁迅,把写作与当下的时代背景、百姓生活紧密结合,把眼界放宽,格局放大,跳出写作的舒适圈,去尝试更多反映时代变迁、城市面貌的现实题材作品。”
她指出,和平年代,我们或者没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机会,但仍须秉持“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学习鲁迅先生爱国爱民的情怀和担当,自觉地肩负起文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鲁迅先生的文字,在一百年后依然警醒并激励着我们后世的人,由此可见,优秀的文学作品,它的传播是不受时间空间的局限,无论过去、现在、未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乡村或是城市,它都会给人以积极的引导,传达真善美,于彷徨中找到希望,困顿中感受暖意。”
滕肖澜认为,这应该就是文字的力量,也是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无上的荣光。
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的典范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作为“80后”青年评论者代表发言。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和‘五四’以来的每一代人一样,深受鲁迅先生伟大作品的教诲与启迪。”
在他看来,作为一百年前的“80后”的杰出代表,鲁迅先生的文学事业,就是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的完美结合。
“我们这代人的文学,一开始被称呼为‘青春文学’,很多作品关注内心世界,注重个人经验。这些作品也涌现出一些佳作,取得一定成绩。然而,站在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这样的时间节点上,回望百年前开天辟地的青春文学,我们这一代也亟需迎头赶上。”
他注意到,近年来在网络上鲁迅先生《这也是生活》中的这句名句愈发流行:“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们这一代,以及开始步入而立之年的‘90后’一代,大概是越来越意识到:从来没有纯粹的个人,每个人的命运和其他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人类本身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时代对于年轻一代的文学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黄平说,站在“新时代”回望“觉醒年代”,在两个伟大的时代之间,从个人的觉醒到民族的觉醒,沉甸甸的文艺的重任在今天落在我们肩上。
以年轻的方式“拥抱”鲁迅
作为青年大学生代表,华东师大中文系学生查苏娜表示,今天的青年在表达自己时,会主动向百年前的“鲁迅”寻找话语资源:在社会热点新闻的评论区,鲁迅被频繁地引用;大热历史剧《觉醒年代》中,鲁迅“圈粉”了无数年轻人;甚至有大学生用16篇《野草》创作了一首说唱作品,收获了将近900万播放量……今天的青年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地拥抱鲁迅。
她说,这也让她开始反思:当我们频繁地用输入法打出“破折号鲁迅”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样认识这位“熟悉的陌生人”?
“我认为,鲁迅先生的爱国主义应该得到更为深入的理解。首先,鲁迅的爱国主义不是他所批判的‘自大’的爱国主义,而是清醒、真诚的爱国主义。其次,鲁迅的爱国主义建立在锋利的勇气与韧性之上。”
查苏娜说,对于今日的中国青年而言,鲁迅的形象立体而复杂,但爱国主义仍然是我们最应当深刻理解的一个面向。作为肩负重大使命与责任的青年一代,应该从鲁迅那里寻找一双更为明亮的眼睛,这双眼睛看得见“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看得见自己生活世界之外广阔的天地。
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徐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