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力求避开繁琐的所谓“历史真实”，而尽力去追求“心理真实”；他不对诗的作者、诗政治意图等进行干巴的分析和解剖，只对其中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做鲜活的解读和再现，让我们共情于祖先两千余年前的炽热生活。
《诗经》中的众多价值观念，已化为我们民族的灵魂和文化之根；《诗经》中的众多诗意描写，也已成为我们价值观念的经典表达。这些经典表达深入我们的记忆，被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引用与遵照，成为我们观察世界、思考人生的价值起点。它仍是活的，且还在指引我们，这就是“经典”的真正意义。
[作者简介]
鲍鹏山
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出版有《孔子是怎样炼成的》《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与情感》《风流去》《鲍鹏山新说水浒》《孔子传》《孔子如来》《论语导读》《寂寞圣哲》《先秦诸子八大家》《附庸风雅——第三只眼看诗经》《致命倾诉》等著作二十多部。全国多家杂志的专栏作者，作品被选入多种文集及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全国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创办浦江学堂、花时间读书社。
《诗经》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谜，它有着太多的秘密没有被我们揭开。可是，它实在是太美了，使我们在殚精竭虑、不胜疲惫的解谜失败之后，仍然对它恋恋不舍。《诗经》是我们民族最美丽、最缥缈的传说，可它离我们却又那么近，“诗云”与“子曰”并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几乎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口头禅，左右着我们的思维与判断，甚至我们表情达意的方式都蒙它赐予——所谓“赋诗言志”。但它又总是与我们保持着距离——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我们已经对“子曰”完全历史化，孔子其人其事已经凿凿可信，铭刻在历史之柱上；而作为“诗云”的《诗》，却一直不肯降为历史——虽然我们曾固执地认定它与其他经典一样是史，但那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它本来就不是描述“事实”，而是表达“愿望”。它确实反映了周代广阔的社会生活，堪称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我们也因此为它冠以“现实主义”之名，但其真正的价值是它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痛与爱、愤怒与柔情、遗憾与追求……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追求着他们的追求”。它永远是鲜活的生活之树，而不是灰色的理论与干巴的教条。虽然从孔子及其门徒开始，我们就在竭力把它道德化，至少从汉代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把它学术化，但它永远是诗，是艺术，是感性的、美丽的，是作用于我们心灵与情感并一直在感动我们而不是说服我们的。是的，它应该是，也一直是大众的至爱，而不仅是经学，是学术。《诗经》与我们的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它的无知上。无论是我们对《诗经》本身及其中具体诗篇的解释，还是对《诗经》搜集编辑分类、成书的意图，以及它所呈现出的独特艺术风采，都莫衷一是。莫衷一是的事实表明，我们都只是在臆测、在推断，而不是在证明与发现。对《诗经》中的很多问题我们都各持己见而互不相容。即便有些问题看来已经被“公认”，但那也只是全体的无能为力，无力提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便只好就这么得过且过，我举几个例子。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总有一个神秘出身一样，《诗经》的“出身”也扑朔迷离。关于《诗经》的搜集、编辑，既然它是辑录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5 0 0年左右的诗歌，至少其中的1 5国风产生的空间范围又大得惊人：黄河流域、江汉流域全在其中，是什么人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些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产生的诗歌搜集到一起的？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便有了“采诗说”和“献诗说”。班固《汉书·食货志》和何休的《春秋公羊传注疏》，都有“采诗”之说，且都说得极有诗意：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食货志》）
五谷毕入，民皆居宅，里正趋缉绩，男女同巷，相从夜绩……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
但仔细推敲，他们的说法并无任何历史根据，司马迁就没有采纳这种说法，大量引用《诗》的《左传》也无此说法。不过我们却又无力反驳班固和何休，因为他们的说法虽然只是一个缺乏证据的推断，却是一个合理的推断。在那样一个前提之下——时间500多年，空间辽阔浩渺——《诗》之结集，必有这么一个过程。更重要的是，否定了这个说法之后，我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合理的说法。
与“国风”来自于“采诗”的说法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来自“公卿至于列士”的“献诗”。这种说法也只有《国语·周语》中“召公谏厉王”一段中的一个孤证，且这“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诗”，是不是公卿列士们的自作，也成问题。况且，就《诗经》中大小雅部分来看，一些尖锐的讽刺之作，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对皇父等七个用事大臣点名揭批，大约也不是“献诗”的好材料。更有一些诗，据说是写于周厉王之时，如《大雅·板》《大雅·荡》《大雅·桑柔》在厉王以杀人来弭谤的时候，这样的诗，恐怕也不好献上去。
《诗经》的搜集固然是一个问题，然而要把集中起来的诗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书，也需要有这么一个人——或这个工作历经多人之手，那又是哪些人？最后毕其功的人物是谁？司马迁说此人是孔子，这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但司马迁并没说明他这么说的证据。这个说法也受到后人的质疑。
就《诗经》本身看，它的作者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学术界已不把它当作问题，大家一致得过且过了。可这确实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朱东润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在武汉大学的《文哲季刊》上发表《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等四篇文章，对“国风”是民歌的说法提出理据充分的质疑，却不见有什么反响。1981年朱先生又把这四篇文章和写于1946年的另一篇文章结集重新印发，以《诗三百篇探故》的书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但仍没见什么回应。我私下认为朱先生一定颇寂寞，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却没有人来与他讨论，他扔出了白手套，却没有人拾起来。换一个时地，他再扔一次，仍然没有人拾起。这种尴尬其实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再惹事，得过且过。虽然这事惹不起，但大家一齐都躲得起。
但另一方面，上述种种学术上的疑问却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喜爱。正如一位绝世佳人，她吸引我们的，是她的美丽和风韵，而不是她的身份、背景。我们爱她，只为倾倒于她的风韵和美丽，却并不是因为了解了她的出身，也不一定是“学术”地探究到了她美之为美的原因。正如除非我们的联姻是为了政治、经济等利益考虑，我们爱一位美丽的女子并不一定看她的门第和背景。纯洁的爱情是没有背景的，真正的文学欣赏也可以是没有学术的。我们是否被感动、被感染，是文学欣赏是否发生的唯一标准；而我们还能否被感动或被感染，正是我们是否具有欣赏能力的重要标志。正如一个人对他所追求的绝世佳人身世背景的过分关注，会让我们怀疑他的真正用心一样，过分学术化的文学研究，也让我们怀疑他是否有“爱”文学的能力，甚至以之判断其是真的爱文学，还是仅仅因为这种“学术研究”能给他带来世俗的好处。我们还有这样的经验——不管这经验是来自自身的，还是间接获得的，当我们了解到我们所钟爱的女子的出身后，可能恰恰损害了我们对她的纯洁感情。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鲍鹏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