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上午的“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91岁的音乐家吕其明接过了这枚沉甸甸的奖章。
吕其明，1930年5月出生 ，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电影音乐作曲家。
他创作了60多部电影、200多部（集）电视剧的音乐、10多部大中型交响乐作品，数十个音乐创作奖，其中包括管弦乐序曲《红旗颂》、交响叙事诗《白求恩》等经典作品。
10岁随父从军，唱歌演戏为新四军鼓舞士气；15岁入党，矢志不渝，不忘初心；20岁初习作曲，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开启音乐人生；35岁写就成名曲，一部《红旗颂》成为新中国乐坛经典；90多岁，仍醉心创作，壮心不已……
笔耕不辍，一生致力于为人民创作优秀的音乐作品，这对于吕其明来说，是他要终生践行的使命，“回想多年创作生涯，其实我只是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那就是践行着我的入党誓词，传承红色基因，全心全意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创作。对我来说，这绝不是一句过时的口号，而是终生的神圣使命。”
获得七一勋章，更是对他的鼓励和鞭策，“作为一名老战士，一名电影工作者，能够在鲐背之年获得这一荣誉。我激动万分，诚惶诚恐，这极高的荣誉在我心里沉甸甸的，这是党对我70多年来坚持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创作的肯定和鼓励。我想用三个词表达我的心情——感恩、自豪、回报。在有生之年，我想继续努力，分秒必争地为党、为人民多创作一些作品，来予以回报。”
一切工作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直到现在
1930年5月，吕其明出生在安徽无为县一个寒士之家，父亲吕惠生是一位农业专家。抗日战争爆发，吕惠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为家乡的新四军募集军需粮饷。
十岁，吕其明随父参加新四军第二师抗敌剧团。部队的生活非常艰苦。抗敌剧团不仅要行军、演出，鼓舞士气，到了营地还要马上准备晚上为战士和老百姓演出。
1942年春天，作曲家贺绿汀在部队联欢会上的一次小提琴演奏为吕其明打开了音乐大门。三个月时间里，贺绿汀帮助剧团练歌，教乐理，提高音乐水平。得到贺绿汀的言传身教后，吕其明对音乐的向往更加强烈。从那一刻起，“小提琴”梦在他内心滋生开来。
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有几件事让吕其明刻骨铭心。
1944年，14岁的吕其明学习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一个14岁的孩子来说，这篇内容丰富的讲话他还不能理解太多，但有两条内容他立刻就记住了，并成为了指导他一生的创作准则。“文艺要为人民服务。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两条我记了一辈子。我在走上电影工作岗位后，几乎每部影片，每个创作，都必须深入生活。我坐在亭子间里写不出东西来。”
1945年，父亲吕惠生牺牲，时年43岁。在父亲的精神感召下，同年9月，15岁的吕其明在一位老乡家里，在油灯的照耀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吕其明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入党的那一天——1945年9月1日晚上，点着油灯，他和另外两位同志一起在老乡家里，在自制的党旗下向党宣誓。他们要把一切献给党，乃至生命。
“和我一起宣誓的那两位同志已经在抗战中去世了，我非常怀念他们。”回想起来，吕其明依然感伤。那一个点着油灯的夜晚烙在了他的脑海里；向党宣誓的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文艺观就此形成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切工作都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一直到现在。”
从生活中汲取灵感，寻找交汇点
新中国成立一个月后，吕其明脱下深爱的军装，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走上了电影作曲的岗位。
1956年，26岁的他为电影《铁道游击战》配乐，写出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流传至今。
当时，吕其明看过剧本后，从作曲角度对导演提了很多想法，均被采纳。后来，配乐那边却提出不同意见，提议用西洋乐器。一向温和的吕其明严肃指出：“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看过很多游击队员，他们都是身穿百姓衣、头扎白毛巾、身挂子弹袋、手持套筒枪的土八路。”
于是，他首先定调：“绝对不能把那种洋腔洋调的东西强加在他们身上，得用山东鲁南地区的民间音乐作为素材。”根据自己部队生活的切身感受，吕其明把进行曲和抒情曲的两种风格结合起来，仅仅用了1天，就创作出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歌曲既描写出游击队员们的革命的英雄主义，又反映出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红旗颂》是吕其明1965年为第六届上海之春音乐会而创作的。
它以开国大典为背景，描绘了天安门上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时雄伟庄严的情景。当时，上海音乐家协会党组召开会议，各单位上报的作品一一过堂。一轮初选后，大家一致认为，“歌颂党、祖国、人民、人民军队的作品需要加强，应该要有一部高质量音乐作品。”
指挥家黄贻钧为曲子一锤定音为《红旗颂》。在场的老前辈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少壮派”——吕其明。
5月就要演出，容不得吕其明半点犹豫。决心背水一战的他随即闭门在家潜心创作。虽然是奉命之作，但对于“红旗”，吕其明非常人能比。他的成长经历为这首曲子打下了扎实的情感基础。
硝烟弥漫的战场，奋勇杀敌的战士，战旗在前赴后继的战士们手中接力、挺立，父亲的英勇就义，天安门城楼前红旗的海洋，检阅时势不可挡的英雄步伐，这些场景令他内心澎湃汹涌。彼时彼刻，“红旗”在他的心中已然融化成一个崇高而伟大的象征。
整整七天，吕其明夜以继日，饱含热泪、奋笔疾书，终于流淌出了一部献给父亲的赞歌、献给先烈的赞歌、献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中国革命的赞歌。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歌颂红旗为主题的器乐作品，也是迄今中国音乐舞台演奏率最高、媒体播放次数最多的音乐作品之一。
如何让人感觉到音乐里歌颂的是“红旗”？吕其明回答道：“生活给了我感受。”
1951年到1954年之间，吕其明调入北京工作，每年的“五一”和“十一”，他都会去天安门。清晨4点就去等候，人群里的吕其明热泪盈眶地高呼口号，嗓子都几乎喊哑了。
他把真挚体会写进了《红旗颂》，“国歌的素材和对党、对祖国的歌颂主题构成了《红旗颂》的主干，中间的部分写的是我自己的体会。当队伍通过天安门的时候，人山人海，大家手拉着手时，我觉得中国就像一个巨人，在不可阻挡地向前进。我把这种感情写进去。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没有生活，不可能有《红旗颂》。这部作品几十年来还在演奏，也许是因为我在《红旗颂》中表现的对党和祖国、人民的感情，和广大群众对党和祖国、人民的感情，找到了交汇点，产生了共鸣。”
坚持创作，希望年轻人继承优良传统
1990年，吕其明离休后，他为自己确定了三大任务： 一是继续写自己认为该写的电影音乐；二是为人民军队做点工作；三是继续创作交响乐。
除了有选择地写一些题材重大的影视音乐作品外，从人民军队走出来的吕其明，满怀报恩之心，行程数万里，跑遍祖国大江南北，分文不取为海、陆、空各种部队服务，创作了近40首歌曲，如解放军第一军第一师师歌、长春飞行学院院歌、合肥炮兵学院院歌、云南边防雷达旅旅歌等。
1999年，新中国建国五十周年，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请吕其明写一部《雨花祭》。
他不要报酬、不住宾馆、不赴宴会，以一名烈士后代的身份在雨花台旁边的一个军人招待所住了八天，瞻仰先烈，寻找灵感。
创作期间，他坚持早上五六点准时伏案，晚上八九点甚至更晚都不停歇，每天创作十几小时。经过半年多的不懈努力，一部深沉、委婉、令人思绪万千的《雨花祭》终于诞生了。
之后，他又义不容辞地创作了《龙华祭》，献给为解放上海而牺牲的烈士们。
去年，在全国上下抗击疫情期间，吕其明看到“白衣战士”奔赴抗疫一线，深受感动。他以电影《白求恩大夫》原创音乐作为素材，谱写了单乐章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来赞颂祖国抗疫壮举。
“我们全国的白衣天使们不顾自己的安危，冲上第一线抗疫。我作为艺术家，有责任歌颂我们的白衣天使，歌颂无私奉献的精神。我是共产党员，在这个时候尽我的力量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如今，91岁高龄的吕其明仍然坚持潜心创作：“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人生的晚霞依然是美丽的、精彩的、有意义的。我将一如既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精神状态，作出自己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吕其明也希望，当下的年轻人要继承老一辈的优良传统，深入生活，为人民创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陆乙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