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胸中，充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个环境里，为了共同的事业，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齐心协力，顽强奋斗，大家分享着这种精神追求所带来的充实感……
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顽强不屈地奋斗着、坚持着，要把这种精神推广到整个中国。”
——1937年6月，美国著名东亚问题研究专家托马斯·亚瑟·毕森（Thomas Arthur Bisson，1900-1979）短暂造访延安之后，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在为期四天四夜的采访中，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环境之下显示出来的昂扬斗志、坚定信念和开放眼界，深深打动了包括毕森在内的一行5名美国人。
84年之后，2021年6月，毕森当年记下的笔记和拍摄的照片终于被引入国内，结集成《1937，延安对话》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与会专家、学者高度肯定了该书的党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认为它是我党在延安时期革命实践和思想理论的重要见证，堪称“一部新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
而历年来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埃德加·斯诺著）、《中国的战歌》（史沫特莱著）、《1937，延安对话》等外籍人士所撰写的书籍，也从不同的侧面佐证了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和历史必然性，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而艰辛历程的有力补充和证明。
四天四夜的延安采访
托马斯·亚瑟·毕森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亚洲问题研究专家，曾担任过美国政府的东亚政治经济顾问。1924-1928年，大学毕业后的毕森就来到中国，先后在安徽省怀远县一所中学以及燕京大学执教。
回国之后，毕森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形势，直到1937年初，毕森凭借学术研究成果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笔研究经费。这年3月份，毕森以“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的身份，携妻带子，重返中国。
△1937年毕森与家人、保姆在北京，此时还未去延安
1937年5月底，毕森在南京采访了当时负责国民党党务工作的陈立夫。陈立夫对国共合作的敌对态度，使毕森对中国局势的前景忧心忡忡，迫切想要了解共产党方面的真实情况。6月10日，在前一年曾到访延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牵线搭桥下，毕森一行前往延安——斯诺当时的夫人也在那里。
毕森的同行者当中，一位是当时正在北京就职、后来成为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的欧文·拉铁摩尔，还有刚到北京、正在进行远东采风之旅的《美亚》（Amerasia）杂志主编菲利普·贾菲和他的妻子艾格尼丝。而充当司机的瑞典机械师艾飞·希尔，则是四人到达西安之后才雇用的，他跟随毕森一行从西安往返延安。
1937年6月21日傍晚，毕森一行看到了落日余晖映照下的宝塔山。在窑洞安顿下来的当天晚上，他们就开始迎接络绎不妨的登门拜访者。除了驻守云阳镇前线的彭德怀之外，毕森见到了绝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
从6月21日傍晚到达，至6月24日傍晚离开，总共四天四夜的采访当中，毕森等人参加了共产党为他们举办的临时欢迎晚会，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并见到了朱德给学员授课的场景，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
毕森将这些见闻与采访用铅笔写在了两个笔记本上——一本记录往返延安途中以及在延安时的所见所闻，另一本则是采访共产党领导人时的当场记录。此外，还拍摄了大量现场照片。
这些珍贵的笔记和照片，不仅记录了延安根据地的日常生活，更难得地捕捉到了正值盛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风采。
△毕森手稿
毛泽东“优点和魅力完美地融为一体”
虽然从书中所附的照片来看，当年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都面容消瘦、神情严肃，但在毕森笔下，他们的言谈举止，都富有惊人的魅力。
6月22日、23日下午，毛泽东两次在个人住处——即毕森笔下“那间简朴至极的窑洞式书房”——会见毕森一行，详细阐述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对英美的相关政策，并回答了相关的问题。毕森写道：
“毛泽东那年四十三岁了，身材瘦削，动作敏捷，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青春的活力，显示出年轻小伙子一般的气质来。不知为何，他的种种优点和魅力完美地融为一体，再加上他深邃的思想、审慎的态度，竟让人感觉到一种高深莫测。”
毕森在书中写道，毛泽东会在每次采访开始时，突然间抛出来一串连珠妙语，既生动又幽默。比如，在6月22日下午的采访开始前，毛泽东让每个人各自介绍一下所从事的工作，当得知贾飞夫妇除了在纽约经办左翼杂志，同时还做批发商、经营圣诞卡生意时，脱口而出打趣道：“上帝保佑你生意兴隆啊！”
毕森在书中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谈笑风生、潇洒自如，却依然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鲜明如初。”
△左起，菲利普·贾菲、斯诺当时的夫人佩吉·斯诺、欧文·拉铁摩尔、毛泽东、毕森、艾格尼丝·贾菲
对周恩来的采访，是在6月23日晚上进行的。在毕森笔下，
“（周恩来）留着胡须，是个干净利落、衣冠整洁的人。普普通通的军装穿在他身上，却能显示出卓尔不群的风采来。从表面上看去，他像个知识分子，但实际上，他却和其他人一样，也是个老牌共产党员。在他从事地下工作的那些岁月里，曾多次虎口脱险，与死神擦肩而过。”
令毕森惊讶的是，周恩来竟然可以用英文和他们做一些交谈。
有意思的是，在《1937，延安对话》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毕森对延安一方面艰苦卓绝、另一方面人才济济的毫不吝啬的赞美。比如在采访毛泽东时，毕森说，毛泽东每说几句话就会停下来，“让那位出色的英文翻译转换成英语，这样也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去做完整的笔记”。
原本以为自己可能要充当翻译这个“苦差事”的欧文·拉铁摩尔也卸下心头重担，得以轻松自如地坐在一旁聆听。而毕森笔下那位出色的翻译，正是一年前陪同斯诺到访延安、后来成为共和国外交部长的黄华。
共产党的求贤若渴，也给美国人留下深刻印象。毕森在书中调侃地写到，毛泽东没看上几个美国学者，反而看中了他们带来的司机艾飞·希尔，还竭力劝说希尔留在延安，帮助共产党做技术培训。希尔在西安生活多年，不仅谙熟当地风俗民情，操着一口流利的陕北土话插科打诨，还有一手修理汽车的绝活儿，确实是延安正需要的技术人才。可惜希尔没有做好留在延安的准备，只能婉言谢绝了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的邀请。
“中国革命领袖们令人震撼的清晰思维和先见之明”
1937年7月2日，毕森一行回到北平，5天之后爆发卢沟桥事变。不久，毕森便回到美国。1948-1953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系任教。1950-1960年代，美国国内实行麦卡锡主义，许多左派知识分子纷纷离开美国，如斯诺去了瑞士，与毕森同访延安的欧文·拉铁摩尔去了英国，毕森则于1969年到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任教，并成为该校中国语言和文化课程的奠基人。在不停的搬迁中，泰森严密而谨慎地保存了这些珍贵的笔记和照片。
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在时势推动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才出版了这两本珍贵的笔记“Yenan in June 1937: Talks with the Communist Leaders”，直译为“1937年6月在延安，与共产党领袖们的对话”——这是该书首次和唯一一次出英文版。
△1973年出版的英文原版
当年同往延安的拉铁摩尔，此时已经成为举世闻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并应邀为毕森的英文首版做序。事实上，拉铁摩尔与中国的渊源来得更加密切和长久：1941年7月，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名，拉铁摩尔以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身份来到重庆，直到1942年11月辞去这一职务。
在拉铁摩尔所著《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一书中，就提到自己访问延安时的见闻，并如此总结几位中共主要领导人的特点：
“周恩来是一位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出过国，既了解中国也了解外面的世界，而朱德是一个从政的军人。毛泽东是一位属于人民的人——一个智力超群但显然具有农民血统的人。”
在为毕森的书写序的时候，拉铁摩尔无可避免地将当年的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进行对比。他在序言中写到：
“共产党领袖们所做出的那些回答，实际上等于将中国共产党的所有计划和意图都提供了一份完美无缺的情报记录。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所以毫无顾忌地透露出这些讯息，是因为他们无比坚定地相信，自己此刻正站立在历史转折点的紧要关头上，并能清晰地展望到前景和未来。
……毕森所记录下来的在延安那一场又一场谈话之中，最为突出的特色，便是中国革命领袖们令人震撼的清晰思维和先见之明。”
可惜的是，毕森这本英文版小书在美国出版之后，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而因为年代久远，中国的党史专家们毕森其人和这本书也知之甚少。
直到2019年1月，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同时也是《1937，延安对话》的译者李彦，写了一篇讲述毕森生平的散文“校园里那株美洲蕾”，投稿到《当代》杂志。文中提到毕森到访延安并曾出书一事，引起《当代》主编孔令燕的注意，并最终促成这本书在国内的首次亮相。
△滑铁卢大学校园中美洲蕾树下的毕森纪念铭牌
用事实做出“共产党能”的判断
在新书发布会上，责任编辑孔令燕直言，《1937，延安对话》是自己从事编辑工作二十多年以来用时最长、投入情感最多的一本书。“因为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真正被中国革命者的忘我和奋斗精神所感动，被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众多革命者的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所震撼。”
“这本书，用鲜活、生动、确证的事实，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当然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课题，但在《1937，延安对话》一书中，毕森通过非常直观、客观的表述，坦率地表露了自己对“共产党能”的判断。
比如他提到自己与抗大师生的交流，
“他们的精神面貌和高昂的士气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与身旁那些空旷简陋的宿舍和课堂，形成了反差巨大的鲜明对照。
看着眼前的这些人，还有他们的生活环境，我突然生出了一种奇妙的感觉：这些人正在全力以赴地准备着，一旦抗日战争打响之后，他们将立即承担起延安的突击队重任。”
比如他提到，抗大由一座天主教堂改建而成，教堂里的西方传教士们与部队相处得颇为融洽，从外界邮寄到延安的报刊书籍，收信地址竟然可以写为：陕西肤施（延安旧称）天主堂；而部队中有蒙、藏、回、苗、彝、羌、纳西等不同民族的战士，他们之所以义无反顾地跟随长征队伍，来到黄土高原的穷乡僻壤安营扎寨、吃糠咽菜，是“因为他们真心感受到，这是一支真正能够对自己真诚平等相待的部队”。
比如他提到，在返回西安途中，希尔收起了平时的嬉皮笑脸，颇为认真地对毕森等人说出了自己的观察：“我曾经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但毛泽东却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能够统一全中国的人。”
希尔的这句话，在《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中有过相似的表述，可见其真实性。拉铁摩尔是这样写的：
“有天，在回西安的路上，当我们等待汽车发动机冷却下来时，我问希尔：‘你见过各种各样的中国人。你认为这些人怎样？’因为他在延安四处走动，跟人们攀谈过，我想听听他的反应。
他说：‘告诉你吧。我遇见过很多国民党知识分子。我也曾跟军阀有来往。几乎没有什么样的中国人我没有打过交道。但是在延安，我第一次看到一位能够领导中国的人（即毛泽东）。’”
△右二为毕森
“从国际的角度上，它可能更具备说服力”
为了确保《1937，延安对话》在内容方面的严谨性，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仅多次对稿件进行校对、加注以及联系译者对细节进行修改，还将书稿送给有关专家审定了党史事实。
著名党史专家、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陈晋高度肯定了这本书，并在序言中提出：
“它真实地记录下美方时势研究人员在中国人民全面抗战到来前最后一刻，在延安的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全面抗战到来前最后关头，所做的重要政治宣示；真实地记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苏区在全面抗战到来前的那一刻，所实施的各项制度政策以及人民的精神面貌。”
著名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说，通过老外的眼睛、通过外国人和中国领导人的对话、通过探访根据地等方式的讲述，从国际角度而言，从讲述中国故事而言，可能更具备说服力。
“从这点来看，这样的书和我们自己所写的书之间，可能构成一种呼应关系。我们所写的肯定比外国人写的要系统，更合历史的大势，历史的细节之间更相吻合。但是那些故事需要有一些镜子来反照，才能产生更大的光合作用。”
△中年毕森
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李一昕同样提到，《1937，延安对话》是从一个美国人眼里看中国共产党和红色延安，
“我们从他们眼里看到的是一个乐观、自由、平等、朝气蓬勃的红色乌托邦，也看到一个外国人对延安人民的尊敬、仰慕和欣赏，也理解他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兴起、又是如何兴起，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正确政治方向、践行初心使命的一次国际表达，也是我们党在党史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一次生动实践。”
著名作家王树增说，毕森在采访毛泽东时问得最多的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可惜自己在写《抗日战争》时还没听说毕森的这本书。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虽然采访在1937年，但是很多内容涉及共产党领导人对未来中国的展望和设想。
“他们在理论的高度上，用最通俗的语言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未来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设计，为什么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国家，为什么可以跳跃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的资产阶级为什么不能承担重大历史任务，因此进一步阐述了共产党人从一开始所抱的初心是有前途的，是必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红星照耀中国》在国内已成常销书
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孙立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