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即将在今晚举行金爵盛典并拉开大幕。届时，展现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征程起点的电影《1921》将作为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在金爵盛典上亮相。
《1921》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拍摄，黄建新、郑大圣执导，黄轩、倪妮、王仁君等一批优秀演员出演。
影片以时代“横截面”视角切入，聚焦发生在1921年前后的故事，全景式重现了百年前波澜壮阔、开天辟地的历史时刻——来自五湖四海平均年龄仅28岁的热血青年们，突破国际国内黑暗势力的追踪和阻挠，克服重重困难，聚集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戏里戏外，《1921》都与上海有着很深的渊源。
戏里，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观众还能在影片中看到一百年前上海的城市风貌和生活；戏外，影片的拍摄得到了上海各方的大力支持，不仅在市区街道许多历史建筑实地取景，车墩影视基地还专门1：1建造复刻了中共一大建筑群，包括渔阳里2号、望志路106号、博文女校、辅德里625号等建筑。
《1921》监制兼导演黄建新在接受晨报记者采访特别表达了对上海各方支持的感谢。 他透露，不仅许多表现上海的镜头是在上海拍摄，还有原本要去巴黎取景的计划因疫情无奈取消后，最终十分幸运在上海找到了合适的取景地，在十分有法式风情的建筑前完成了拍摄。
同时，车墩影视基地搭建的中共一大建筑群给了他拍摄极大的空间自由度，演员的表现也会更加自如。
黄建新还爆料，片中关键场景工厂排字、“百姓”换“人民”的那台印刷机，还是当年从上海废品厂收来的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老古董”。
最初找上海老师傅修好后用在了电影《十月围城》里，用完后送去了中国电影博物馆保存。这次拍《1921》，又从北京运了过来，找上海老师傅修好后用在了电影里。
《1921》即将首映，在黄建新看来，这是一个关于理想主义的重要性、关于信仰坚定、关于生命价值的故事，他希望观众能够有所感触，感受到当年这些热血青年的信仰和奉献精神，“他们为了建立和实现信仰，把生死置之度外，这个信仰不是为他自己，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更多的人。”
对话导演黄建新：
晨报记者：你曾经说过，电影最重要的是做到好看，人物要生动，为此做了哪些努力？
黄建新：我们希望角色能让大家觉得跟我们很近，因此会有特别日常的、常态化的表现。
比方说毛泽东到了上海，跟李达是老乡，李达请他去吃饭，没有历史具体记载，但我们认为是有可能的。因为毛泽东在湖南一直收到李达出版的杂志，而且历史里记载还有几次没有钱付，我们就写了这么一场戏。
毛泽东从湖南坐船，到武汉再换船，可能要很久才能到上海，到了上海就想吃辣，那时候应该没有那么多地方能吃辣，就有了一次很自然的聚餐，就出现了李达因为胃不好不能吃辣，但是他把责任说到了王会悟身上，就是男人的那种虚荣好面子，结果王会悟是新女性，直接往外说我能吃辣，结果大家就笑了，毛泽东就拿出了那张欠单，李达会问你为什么不给钱，因为其实他也在借钱。因为后面转移的那场戏，我们就写了他说没有钱啊，要不我再加班翻译一本书把钱垫上，王会悟还说原来干革命还要自己掏钱啊。
这个时候李达就把欠条撕掉了，说了就像我们办公司，这段话跟今天很近。其实这段的词在毛泽东后来写给李达的信里，希望他回到党内，李达有一段时间脱党了，毛泽东希望他回来，这封信里就写了刘少奇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写了“我们的公司办得不错”这句话，我们就把这句话往前推了放在这里。
这样就使李达毛泽东这场戏没有特别概念的话，都说得很细致，特别容易理解，也表现了他们的关系，毛泽东李达老乡一起革命，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怀。
晨报记者：毛泽东奔跑的场景让人很感动，当时是怎么考虑设计的？
黄建新：这场戏对演员的要求就是要跑得好看。如果没有那种大步向前、追寻跳跃的生命活力的感觉，这场戏就拍不了。我跟王仁君一见面就提了这个要求。
毛泽东少年时就很喜欢跑步，也爱游泳。我就想这类电影能不能进入到主观感受上去，不要永远锁在客观考证的范围里，在艺术层面有对心灵的触碰。这场戏可以在毛泽东跑的过程中完成他的递进和变化，同时这个段落如果和音乐配合得好的话，是一种诗意的激情，让人产生联想。
我其实还想到了《山海经》里的夸父追日，设计的时候要考虑怎么能够奔跑起来，不能从李达家出来就直接跑，得有碰撞，情绪激发后一点点跑起来，跑上了南京路再跑到外滩。
晨报记者：《1921》是一部群像电影，相对来说毛泽东和李达的戏份会多一些，如何评价这两个角色的演员王仁君和黄轩？
黄建新：像李达是一个多愁善感的知识分子，他讲着讲着自己会哭，因为我看到知识分子有这样的。
很多年前我有一次去采访几个老教授，当时我们都特别感动，其实就是情怀，触碰了他们内心最珍贵的对国家命运的情感，这个东西我们就用到了李达的身上。我觉得黄轩演得好在哪，其实他有点倔倔的那种知识分子的样子，他又很朴实，所以他讲出来的时候你会被打动。我们拍的时候，摄影师就掉眼泪了。
而且我们还说要克制，就是不要煽情。电影自身不是以煽情为目的的，它其实要蕴含更丰富的更能够长久的情感，而不用那种完全效果型的情感，它要真挚。
我跟黄轩说你说这段话，你可以换个方法演，演得全场人都哭得稀里哗啦的，但是我希望他是一个更真挚的，觉得是心里流出来的话，你们俩也都可以哭，但是绝对不是那种要逼着别人哭的感觉。观众会触动，我说你就把大家触动了就好了。
王仁君的话，一开始我跟他合作的时候，他开始用的方法是以前用的方法。后来我跟王仁君一直讨论，我说我希望你的表演加上镜头一起的强度是我们讨论的强度，而不是演的强度等于我们要求的强度。
因此他跑的那场戏，可能最有力量的不一定是近景，可能是全景跑得最有劲。
前头有很多车辆挡着，镜头转上南京路，音乐起来节奏点起来，那是个大全景，我说可能那个是最强的，因为那是一个电影语言，光线、音乐包括你的形体，对比你之前心境的那种压抑，音乐跟视觉都打开了，观众的情绪一下子起来了，我说这加起来才是我要的，很快他就懂了。
毛泽东是一个成长的角色，他只要成长他就丰富了。
晨报记者：你怎么评价这部影片里面年轻演员的表演，有没有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的表现？
黄建新：我那天参加了一个讨论会，大家说了一个观点，我是挺同意的，他就说这个1921是2021的1921，是今天我们所有概念下、所有观念下的1921。
我们这次电影里强调了一个大家老说的青春感，其实如果在角色的客观角度来讲，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他们当时就那么大。五四运动的那些孩子们往前冲的时候就是那么大，如果你找岁数大的演，大家也不信，我总不能说都要靠美容做完了才去演戏。
所以我们找的那些女孩子就是大一大二的学生，他们自身就是那张脸，给你带来的青春感是任何东西替代不了的。
比如一大代表里的邓恩铭，那几个年龄小的才会一天开完会累得屁股一撅，趴在床上就睡了。
他们会跑到大世界去看哈哈镜，因为那时候只有上海大世界有哈哈镜，就跟今天我们很多小孩子是说去看迪士尼是有一点点像的，那种好奇是年龄自身带来的，就是青春的的特别表现。
你叫四五十岁的来演，你拍了大家也不信，这就是生命本身的过程，你违背地拍就会很不自然。我们这次请很多年轻演员来参加，其实是让观众体会生命自身的自然。
年轻的合适的演员是很多的，他们是能够胜任的，他们果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那种（青春）感觉。
晨报记者：在拍《1921》的时候有什么一直坚持的创新点？
黄建新：比如说我是不守时间线的，这是我这次想做的。你会发现我们1921年完了以后唱国际歌一直写到1947对吧？然后又跳回到1921年的8月10号，这个戏里我守的是一种心理感觉的时间线，这是我一直特别想做的。这个是有点危险的，跳的时候就容易让观众觉得乱，但其实年轻人，那些对历史不是很了解的孩子，他们看的时候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已经很习惯了。
比如开头陈独秀说一双眼，他看到了近代史。但是中间又插回到他散传单，然后被抓，回到监狱，然后再插回到探监的对话，实际上是乱的，是完全是跳着的。
我剪完后算过，大概6个时空剪在一起，其实是剪了一两个人的心理时空。这不是一个提前的问题，这是一个时空概念的问题。
我以前一直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在电影的世界里，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想象时，或者是几个时空，其实都是现在时，我就依据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制作《1921》。
晨报记者：前两天上海看片会有一个专家说，喜欢《觉醒年代》的观众会喜欢《1921》， 你希望观众从片子里感受到什么？
黄建新： 片中每一个人都带有强烈的色彩。比方说李达回来到屋顶上，看见小孩给他吃汤圆，他就想起了烧日货的时候他突然崩溃了，崩溃的原因是他划火柴的时候突然发现，火柴是日本人出的。
我也喜欢毛泽东跟杨开慧说的那句话，就是说我们无法选择家庭，无法选择自己的国家，但是可以选择你自己的理想。可能这个理想没实现，但你只要去追了，就不会后悔。
实际上这些人创建共产党的时候，他们就在追一个理想，我为什么刚才提到《山海经》的夸父追日，他们就像夸父一样在追逐，最后成不成谁都不知道。
这个电影不仅仅是给你讲历史的故事，它有一个励志的故事，它有一个关于理想主义的重要性的故事，它有一个关于信仰坚定性的故事，它是关于生命价值的故事，它是非常非常厚重的，这些我们都希望通过电影能有一点点的表现，使观众能够有所感触。心灵哪怕有一个触动，这个触动都是有意义的。
我就是想做一个特别富有情感的电影，使人们对这批人感兴趣，想了解他们。剩下更加多的东西，如果你有兴趣就去后续自己了解，如果没有兴趣你就是看一个电影，你知道大概是什么样子。
但是我要传达的是这批人身上的信仰和奉献精神，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他们为了建立和实现信仰，把生死置之度外，这个信仰不是为他自己，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更多的人，这是我希望大家能看出来的。
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陆乙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