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首席记者 顾文俊
“利益”二字经常出现在外交文本和官方话语中。上周，亚太经合组织（APEC）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会各国均表示，要秉持互利共赢的精神。利益的另一面是责任。习主席在历届APEC峰会上的发言不仅强调，亚太未来发展攸关亚太经合组织每个成员的利益，也强调，我们有责任为本地区人民创造和实现亚太梦想。
除了共同利益和发展利益，国家利益在不同场合还有很多不同的名字，比如首要利益、核心利益、根本利益、切身利益等等。在这个飞速变化、极其复杂的世界，中国的国家利益应当如何划分和排列，以此作为我们制定政策与对外博弈的行动指针？从外交与国际战略的角度来看，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利益又当如何实现？
逸舟谈
《顾问》本期访谈嘉宾：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王逸舟
新时代与核心利益
顾问：国家利益的界定以什么为标准？中国国家利益的重心经历过什么样的演变？而新时代中国的核心利益到底是什么？
王逸舟：公众可能不太理解“主要利益”“首要利益”和“核心利益”的区别，其实这些概念的内涵都差不多，只是叫法不同，有的国家把它叫作leading interest（引导性的利益），有的叫作core interest（核心的利益），有的叫作prim ary interest（最优先的利益），大体上都是第一层级的利益。冷战结束以来，国家利益一直是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各国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亦有所不同。有的国家把外太空、极地或者大洋洋底的资源看成是自己的重要利益。最近，英国与挪威就签署了一份历史性的《渔业框架协议》,这是英国脱离欧盟后的第一份协议。作为昔日帝国和老牌强国，英国认为，除了自己的近海，它在北海和其它海域也拥有重要利益。从中也能看出，大国对利益的诉求往往更多，而弱国、穷国对本土资源的开发尚且困难，对利益的诉求相对就比较简单，可能只图基本的温饱、基本的健康、基本的稳定。不同国家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利益的界定也不一样，越是不断成长的国家，它的利益边界越广泛，利益变化的空间也越有弹性，反之，越是停滞不前的国家，它的利益层次就显单调，甚至还会受到外部的侵害。界定国家利益是一揽子的统筹，既要看国家的大小，也要看自身发展的定位和主要战略目标。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最主要的利益就是摆脱压迫，争取独立，实现人民解放。毛泽东时代一扫民族屈辱，让1840年以来外国列强在中国大地上实施的种种侵略、压榨和不平等现象统统终止，中国再也没有内战，没有外国人在华的治外法权，没有外部势力作威作福，这是我们当时的核心利益，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标志，近代以来追求的重大国家利益得到一次成功实现，也建立起了自己的发展议事日程。改革开放后，国家利益的基本指向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决策层开始考虑如何让百姓的生活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在技术的发展领域如何拉近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在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国家地位构成的大的画面中，我们从相对边缘的位置向相对中心的位置靠近，国家利益的重心也转移到了恢复经济活力上。在长期的动荡和斗争之后，让民族休养生息，对标世界先进水平，实现国内各项事业的现代化。这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利益结构转变，也和全球化时代的特点联系在一起，主要国家利益超越第一时期的生存与安全，迅速转向建设式的发展。新时代，中国成为世界舞台上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出现了新的跃升。这种跃升和革命时代、改革开放初期定位的国家利益既有联系，又有区分。联系在于始终以中华民族自身的关照、中华民族自身的需求为中心内容，区别在于不再仅仅是保证不受压迫或者满足小康社会的需求，而是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全球角色，在同其它重要国家的比较中，让国家利益的界定适应时代的发展，适应中华民族不断跃升的需要。在中国与世界密切融合的前提下，新时代国家利益的大方向就是要保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复杂变幻的国际环境中稳步推进。
全球化与海外利益
顾问：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稳步推进，如何落实为具体的利益目标？除了排除外部干扰，一个强起来的中国还有哪些利益的增量？
王逸舟：首先要看到，我们的利益越来越全球化，比如“一带一路”。刚开始，大家觉得“一带一路”就是中亚和东南亚跟有关国家发展基础设施的合作，但实际上，在非洲、欧洲、拉美，到处可见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它们都被冠以“共商、共建、共享、共赢”，中国巨人的眼界和手脚早就超出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难以想象中国会在全球有这么多游客和留学生、船队和工地。再过30年，年轻人也许会坐着航天器到月球度婚假，很多单位会组织员工到极地来一趟旅行。极地科考站、各种大型的设施和精密的装备，四大洋上成千上万的邮轮和货轮，遍布五大洲的输油管道，这些都是我们的国家利益。新世纪以来，中国在海外的资产超过6万多亿美元。最近，我还听闻，我们利用海洋法公约，申报了世界公海、大洋洋底某些特殊矿藏的开发，光在太平洋洋底就有一个3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是中国人申报的优先开发区，若干年后，兴许就能从中开发出陆地上稀有的矿产物资，转化成新时代中国人民日常生活与日常收入的重要来源。我们过去说“外空”，好像外空就是一个空空如也的所在，其实不然，国外把它叫作ou ter space，意为外部更大的发展领域。材料学专家说，外空本身就是一种特殊材料来源。在失重或低重的情况下，种子的繁衍程度会比在地球上高得多，在外空进行材料的高纯度提炼和研发，也是在地球上难以企及的，一些光学仪器的透光性实验在外空更容易开展。对外空的利用也是新时代中国国家利益一个体现。
中国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再满足于吃饱穿暖，有些中等收入家庭的标配就是每年至少有一次出境游，老年人退休了坐上邮轮到国外转悠个把月，家长们为了孩子在海外求学专门购置当地房产，这些难道不是我们新的国家利益吗！同样，大型央企、国企、民企都把拓展海外市场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抓手。有一回，我到一家央企讲学，得知他们这些年在海外增添了数百亿美元资产，在巴西、菲律宾、东南欧、西南欧、俄罗斯有越来越多的订单，海外收益占据了企业利润越来越大的份额，了解国际形势和外交环境也就成为企业走出去的刚需。一些大型油气集团在伊朗和沙特有上千亿美元的投资，地区动荡对其影响甚大。事实上，这种政治与经济的连锁反应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息息相关，比如国际原油价格的波动很快就会传导到国内，油价每一二十天就变一次，很多人觉得奇怪，是哪个油田用完了，还是哪个国家需求突然改变，其实跟这些都没关系。我们考虑问题，得把各国的经济跟世界整体的政治和安全局面联系起来，在全球化的时代，世界经济被政治化，世界政治也被经济化，如果你身处其中，就容易受到全球性冲击，感受到国家利益形态及实现方式的不断变化。
软实力与责任利益
顾问：从领导人在APEC等外交场合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国家利益不光是自身的繁荣和稳定，也包括周边的繁荣和稳定。这种对利益结构的再界定和跃升开始于什么时候？这种责任意识在国家利益的“篮子”里占多大比重？
王逸舟：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就已经意识到，周边地区如果不稳定，中国也是发展不起来的。当时，韩国、泰国、印尼的金融市场摇摇欲坠，甚至整个国家一半的GDP被蒸发，我们正在谈入世，刚刚准备走出去，却面对这样一个外部状况，时任领导人果断做出决定，我们要帮助他们，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这些国家特定的承诺。中国政府明确说，人民币绝不趁人之危，绝不通过贬值去抢占他国的市场份额。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和周边国家共渡难关。这大概也是中国经济跟外部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开始。中国政府通过这样一种负责任的承诺，使得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印象不再如同冷战年代，中国作为亚太地区新的重要角色，就是在这场危机中开始确立，并逐渐加强。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和东南亚国家建立了零关税，跟周边其他国家建立了多边合作组织，比如通过上合组织与俄罗斯等国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建立起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促谈劝和，这一系列的外交斡旋和国家承诺都在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你说大国地位是不是国家利益呢？当然是。而且这种形象、这种话语、这种其他国家对你的感受和再定位，有时比器物层面、商贸层面的进展更重要。中国在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同时也承担着帮助国际社会的责任，这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利益，是成为地区大国、世界角色、全球性推动者的重要基础。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利益一定要包含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引导力、话语权，包括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最近这几年，特别是十八大以后，我们对国际组织的贡献实际上不是单纯的一个付出，与此同时，我们的大国地位、影响力、话语权也得到了扎扎实实的跃升。国家利益的形态不一定都是物理的，不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财物，它也要求更加复杂的思维、更加深度的学习，这些是需要我们用“望远镜”和“显微镜”才能看到的国家利益。
对决策精英来说，在特定时期，比如一年或五年之内，规划的手段是有限的，可供调配的资源、经费、人力、物力、财力也是有限的。在相对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去满足不同利益的诉求？有的利益是主权性的，例如维护国家统一，实现领土完整，这就需要我们打造更高科技的“杀手锏”。有的利益是发展性的，包括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等等。还有的利益是责任性的，事关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国家形象，包括向联合国提供会费，为重大国际事务提供决议，尤其是在全球不稳定的情况下，比如气候变化导致某些灾害，公共卫生问题带来某些停滞，很多国家可以关起门来，以邻为壑，中国有责任挺身而出，主持公道。以上提到的发展利益、主权利益、责任利益，需要不同的资源配置。具体如何来分配？哪些最优先，哪些次优先，哪些往后放一放？哪些短时间内集中精力完成，哪些需要从长计议，在未来5年或更长时期实现？这都需要多方统筹、反复权衡。有些公众可能只看到局部利益，紧盯着某个问题不放，研究者有时也会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去评价执政者的得失，我认为，我们对利益的排序应当抱有更大的耐心和宽容。很多事情需要战略定力，所谓战略定力，就是要分清短期利益和中长期利益，而且要看到利益的动态性质。有些利益当下看来特别重要，甚至是压倒性的，但是，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过段时间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比如中国入世之前，大家都非常谨慎，生怕入世会让中国受制于人，我们好不容易获得的独立和主权又将拱手相让，很多民族产业在全球竞争中恐怕也难维系，入世谈判因此谈得非常漫长和艰难。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恰恰就是入世以来这20年是中国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中国海外利益增长最大的时期，国民收入和国家地位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入世以后，我们的GDP挨个超越西方七国集团中的意大利、加拿大、法国、英国、德国、日本。芝麻开花节节高，国民的文化教育、日常生活也经历了重大的积极的变化。对于国家利益的格局，需要我们用更丰富的想象力、更复杂综合的眼光、更广阔长远的心态去看待。有些问题看似云山雾罩，未来很有可能柳暗花明，有些地方看似有所退让或额外付出，未来却会让国家受益无穷。如果我们保持学习的兴趣和理解力的提升，决策部门就能更从容地实现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国家利益。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顾文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