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2019年12月27日，宝兴里的不眠之夜
每天晚上8点左右，徐丽华都要问一遍：“大家手上变颜色的有吗？”
这个“颜色”，指的是“问题清单”上的标记。“黑色”字体标记的，是可谈空间比较大的居民家庭，需要居委工作人员继续跟进；“红色”字体标记的，是可谈空间比较小的居民家庭。这份名单每天都有所变更，从“红”到“黑”的有，从“黑”到“红”的也有。当然，最让人高兴的，就是从“黑”到“无”，居民在表态同意签约后，其名字就从清单上删除。
2019年12月25日下午六点半，外滩街道党工委书记卞唯敏到宝兴居委，居委工作人员汇总了自己块内被征收家庭的情况。算下来，确定能够在27日来签约的居民家庭比例约在90%，但这显然低于居委工作人员们为自己设定的工作目标。
卞唯敏告诉居委工作人员们，不管他们是不是答应签字，27号当天最好都要请到现场来。“只有到了现场，看到确确实实有那么多人都在签约，他们才会认识到等下去是没用的。我们也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个你们记住，签字不签字的可以另外说，来是要来的，你跟他们说，就当见证宝兴里的一桩大事体。”
12月26日，早上9点不到，就已经陆续有居民来居委会问情况了：“明天几点来？”
徐丽华：“越早越好。你能坚持的话，可以赶12点最早的这一波。”
居民：“那就没法睡觉来。”
徐丽华笑：“就算你不出来，你也睡不着呀。我估计今天晚上整个宝兴里的人家都睡不着。”
整个白天，居委会人来人往，可以说是近期气氛最欢快的一天。从街道到居委工作人员，很多人都特意戴上了红围巾，“讨个吉利”。
几位经办人不时穿过马路来到居委会，跟居委工作人员们对接今晚就能签约的居民信息。他们表示，自己已经做好了熬夜的准备，“我最好是今晚他们都签掉，不睡就不睡。”
从东边的盛泽居委到西边的宝兴居委所在地，这一段的金陵东路上散落着数百名居民，三三两两交流信息。不时有房产中介走过来，塞给他们几张房产信息表。房产中介们显然已经做了很多功课，居民说出自己家面积多大，他们能立刻算出补偿价来，并且有对应的二手房介绍。房子靠近地铁或医院、是学区房、小区内有什么设施，这些是中介们最常拿出来吸引居民的项目。
傍晚，位于金陵东路443号的金陵东路旧改地块项目部大厅内灯火通明。路边已经架起了旧改签约公告牌，准备随时更新签约居民数字和比例。
11点多，征收大厅里已经挤满了人。“你好你好！”“你也是今天来签啊？”“准备买到哪里？”居民们互相问候。当臂上戴着黑纱的须勇现身大厅时，很多居民都上来握手：“节哀。”“多谢多谢。”
须勇成了零点之后第一个签约的居民。签约完成后，须勇在徐丽华的引导之下，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宝兴居委是申城第个一居委会，我父亲是今年还健在的唯一一个创始人。所以今年8月份一轮征询中，我父亲是第一个投票的，但是他在这个月20号过世了。现在我们旧区改造，也是改善民生，是为人民谋福利，这也是我父亲他们当初创建宝兴福利委员会的初衷。”
第一批签约直到凌晨2点才告一段落。27日早上8点，征收所的触屏系统显示，已经有210证签约了。
但是这个良好势头，并没有如居委工作人员们所期待的那样延续一整天。
宝兴居委的工作人员们至今都还记得，2019年12月27日、周五、下午5点，当公告牌上的数字在70%僵持不动时的心情：失落、紧张、躁动以及“到底怎么回事”的疑惑。
居委会办公室和征收所大厅一街之隔，此时街上到处都是驻足观望的居民。居委工作人员们全部扑了出去，有的跟还在犹豫的居民谈心，有的带着喇叭在小区内动员“早签约、早得利”，有的一遍又一遍拨打原本说好当天会来签约的居民电话，还有的在附近的小花园、绿地等不愿签约居民聚集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抓到人”。
李琳块内的薛某某家庭一直因为阁楼高度问题不愿签约，之前薛家已经答应过李琳27日当天只要超过85%就签字，但这天李琳几次上门薛家都没有人，明显是躲出去了。唐晓亮在小花园里看到薛家的人，就把他们动员到征收所来，帮李琳解决了一个“问题户”。
因为周五是工作日，不少居民只能在下班后赶过来签约，算上交通时间，赶到宝兴里时已经是七点左右了。但是听到对方表态“侬放心好来，一定会过来签约”，居委工作人员们这才吃了定心丸。
果然，当晚7点之后，公告牌上的签约户数势如破竹，一路飙升。当晚20:08，当征收所工作人员将公告牌上的数字更换为“已签约1802户，签约比例85.04%”时，从征收所到居委会，连同整个大街上的居民们，一片欢腾。
在锣鼓声中，外滩街道党工委书记卞唯敏宣布：“恭喜宝兴里！我们的征收所、居委工作人员们，和我们的居民一起，写下了一个完满的起始符。为什么说起始符？因为我们接下来，还要把这个数字越冲越高，让更多的居民得到旧改的实惠。希望我们的居民回去告诉那些目前还没签约的朋友，超过了签约线了！”
公告牌边上，有的居民忙着打电话报喜讯，有的则忙着拍照留念，大家三三两两，久久不愿离开。看到徐丽华、陈冬等人出现，很多居民跑上来表示：“书记、主任，咱们合个影，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了！”
随着更多居民进入征收所，公告牌上的数据不断更新。直到当晚12点，公告牌上的数字定在了93.02%——创下黄浦区预签约首日新高！
因为12点之后还陆续有居民过来签约，这一天，宝兴居委办公室的灯到凌晨两点多才熄灭。
预签约首日创下新高，宝兴居委工作人员和征收所经办人们并没有就此停下脚步。相反，这让他们看到了“更高”的可能性。
2020年1月5日，预签约的最后一天，中午12点，宝兴居委再次对小区内还未签约的“问题户”们进行盘点，发现还有20户待清盘。
居委工作人员当中，熊长江、顾赟、李志民手上的“问题户”，都宣告清盘。
这天下午3点半，李琳和两位经办人到周纯纯的父母家做工作，可惜无功而返。
晚上7点钟，再次汇总数据：当晚会有6户居民来谈。徐丽华说：“这些在最后关头还能来谈的，基本上都是可以松动的，我们要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
25 二轮签约首日再创新高
2020年1月6日，第二轮征询正式签约首日，已有2102证居民完成签约，签约率达到99.2%。
1月7日，宝兴居委终于有了难得的轻松愉悦的氛围。签过字的居民，已经开始为即将到来的新生活做准备了。很多居民都表示，要在宝兴里过最后一个春节。
上午11点半，70多岁的宝兴里居民孙阿姨走进居委会，感谢徐丽华帮忙找到房子：“徐书记，太感谢你啦，要靠我们两个老的，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去。”
孙阿姨老两口带一个外孙女住在宝兴里，夫妻俩都是社区的老党员和热心志愿者。他们虽然签了约，但不知道怎么安排接下去的生活：征收补偿费用还没有到手，他们在上海没有其他房产，只能选择租房。女儿住在周浦镇，外孙女在四川南路上学，平时由外公外婆照顾，租房也只能租在附近。而且夫妻俩对租房也有要求：必须是底楼，价格还不能太高。老夫妻俩几次跟徐丽华抱怨，附近的房子要么太贵，要么楼层高，都不适合老两口。
巧合的是，就在之前不久，徐丽华之前工作过的新建二村居委会的一位居民来打听旧改的相关政策，听到不少宝兴里居民都在谈论租房子的事情。这位居民告诉徐丽华，自己就在附近有一套房子空着：“如果你这里的居民有需求，我可以出借，就是要等我把房子里面的东西理一理。”
徐丽华立刻想到了孙阿姨，于是热心地给两家牵了线。孙阿姨出的价格，其实略低于房东本来的心理价位，但因为徐丽华介绍的，房东爽快地答应了。老阿姨担心了有些日子的租房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像徐丽华这样，宝兴居委工作人员们并没有在居民签约之后“一切甩手不管”，而是继续做好服务。
中午时分，一位季阿姨来找徐丽华。季阿姨在宝兴里的房子租给了一位外地环卫工人张建，张建的女儿下周要期末考试，希望能晚点交钥匙给拆房办。热心的季阿姨请徐丽华帮忙跟拆房办说一下：“人家小孩子太小，下周考试，能帮忙就帮忙。”徐丽华就陪着季阿姨到拆房办走了一趟。
在拆房办同意之后，徐丽华又跟季阿姨找到就在附近工作的张建，提醒他：“阿姨为你做得老到位的，给你延期了，你到时候可得及时搬走，不要给阿姨惹麻烦。因为阿姨的补偿款，是以拆房办拿到钥匙为准的。”
春节期间，由于疫情关系，张建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直到征收所催着季阿姨交房，徐丽华又陪着季阿姨去找张建，终于在3月底之前交了钥匙。
这天下午1点半，陈冬块内的居民张先生到宝兴居委，说自己以房租入股的方式，跟人合作，在宝兴里一楼的家里开了一家裁缝店。这种属于营业而不是自住的情况，是不是有什么特殊补贴？
陈冬冒着雨，到裁缝店拍照取证，并表示会交给经办人处理。后续情况是，根据“特殊对象审核表”中的第6项——“持有经区、县劳动部门核发的《非正规就业许可证》，以及区民政部门或接待核发的《社区服务证》的居民房屋的持证人，且在征收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的”，张先生可以获得一笔一次性补贴。
小区居民的各种要求，有时也会令居委工作人员们啼笑皆非。宝兴居委组织了1月12日的搬场仪式，帮助宝兴和盛泽居委各10个家庭免费搬家。这是一件非常“划算”的事情，很多家庭尤其是搬往较远区域的家庭纷纷报名。这天下午，李琳块内一个报名成功的阿姨找上门来。
李琳问：“阿姨，你家里打包好了没有？你这个机会不容易的，别人抢都抢不到的。”
阿姨面有难色：“小李，我跟你商量个事。我们家东西很少的，我看下来不需要大卡车搬场，我愿意把机会让给别人。”
李琳：“那也好的，很多人抢着要。”
阿姨：“我呢是想把搬场的机会让给别人，但是给居民的鲜花和蛋糕，是不是照样给我？”
李琳啼笑皆非：“阿姨，一束花一个蛋糕值多少钱，我们主要是为了给居民办点实事。你要是不需要，还是把机会让给别人。几十户人家搬家，就这一家没有被送鲜花，多难看，人家心里面也不好受的。你要是喜欢蛋糕，改天我私下请你好吧？”
居民们的这种“锱铢必较”，在宝兴居委工作人员们看来已经是一种常态了。李琳说，宝兴里的大多数居民收入有限，平时也抱着“多拿一点是一点”的想法。“可能在年轻人看来这种做法很可笑、也很小气，但想想这代老人从小到大的生存环境，你就不难理解他们的做法。我们在工作中，也尽量避免拿自己的标准去评判别人。”
26 再见，宝兴里
从旧改消息传出之后，宝兴里的居民们就陆陆续续开始在外面看房、租房，着手规划未来的新生活。尤其是2019年11月份之后，宝兴里小区内，收废品、收二手家电的平板车每天都在出没。居民们摊到自家门口、一楼墙角、甚至小区平地上的物品，有一摞摞1970、80年代的杂志、图书，有花色古老的床单、衣服、沙发、家具，有各种锅碗瓢盆、箱包零碎……都带着浓厚的历史气息，也不知道主人怎么会把这些东西留到今天。
收废品的人在其中挑挑拣拣，最终给出一句：50块钱，我给你打包带走。居民们也往往爽快答应：你看着给就行，放在这里也是占地方，再不带走邻居就要说话了。
2020年1月12日上午,金陵东路地块旧改办组织了一次集体搬场仪式。众多居民走到街头，在“早签早搬大智慧，共创共赢沐阳光”的公告牌边上，彼此问候、拥抱：“抱一抱，下次见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哪里了。”
其实，宝兴里居民之间的缘分，有些还在继续。
宝兴里居民任珺带着四个月的女儿来到宝兴居委闲聊。43岁的任珺从小在宝兴里生活，婚后才搬到外面居住，但儿子是由住在宝兴里的父母带大的。在儿子18岁之后，任珺又生了个可爱的女儿。任珺告诉徐丽华，她已经在野生动物园附近买了同一层楼的两套房子，以后和父母相邻而居，方便彼此照顾。就在小区里聊天的时候，任珺发现，同在宝兴里小区的杨国章家庭，新买的房子居然跟自己在同一栋楼，他们即将成为新邻居。
在二轮签约之后，很多居民都表示过完春节再走，没想到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宝兴居委的工作重点，立刻从旧改征收转变到疫情防控上。在疫情发生之前，居民搬迁都是很方便的事情，但在疫情之后，上海各个小区严阵以待，陌生的面孔根本进不去。在这个特殊时期，居委会需要提前帮助居民与新居所在的居委或者物业取得联系，说明情况或者开具证明，让他们能够顺利地搬入新家。
宝兴居委的党建联建单位、旧改征收拆房公司——上海凌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也在居民搬迁高峰期间，协助行动困难的居民打包行李，陪同办理水电煤等手续，对搬迁居民遗留下来的大量垃圾进行消毒和处置，让依然留在宝兴里的居民感到安心、放心。
宝兴居委主任陈冬搬到了在南汇买的新家，上班路单程就需要两个多小时。疫情期间，为了应付各种突发情况，陈冬坚守岗位，在宝兴居委附近的酒店住了很多天，受到同事和居民的一致称赞。
居委工作人员许先铭的父母暂时在儿子家附近租房住，目前已经看好了新房，交付了定金。
即便对于已经搬离的居民，宝兴居委的服务也在继续。钟向搬离宝兴里之后，疫情期间，还曾打电话问李琳预约购买口罩。他所租房子的口罩购买份额被房东拿走了，只能求助于宝兴居委。李琳帮他办理了预约，把凭证都准备好，钟向最终也买到了口罩。“我们不会说你走了我们就不管你了，总归是服务到底的。”
随着上海疫情的缓解，从2020年3月份开始，宝兴里居民开始大规模搬家，4月份成了搬家高峰期。到5月份，还住在宝兴里的居民，就零零散散没几家了。
27 宝兴里最后的4个产证
虽然二轮征询签约比例高达百分百，但截至2020年5月底，宝兴里还有4张房证、3户人家（其中一户人家有两张房证）没有按照协议约定交钥匙，没有进行最后结算。这成了战绩辉煌的宝兴居委旧改工作中最后的“难题”。
3户人家的实际情况和具体要求截然不同。
司明家庭，主要是因为个人的过往心结和家庭矛盾。其岳父母家2005年在半淞园征收中被强迁，他们对补偿方案一直不认可，强迁后安置的房子一直没有去住过。司明在宝兴里的房子是父母遗留下来的，承租人已经去世，这所房子里有一本房证、三个户口本。在签约过程中，征收所召开的两次确权会（户口本上所有当事人共同决定由谁最终签字，不到者视为自动放弃），司明一直没有出面，最终由司明的三哥出面签约。
但在签约之后，司明拒绝承认。一来认为征收补偿款过低，还要几家人分；二来他要求将半淞园的问题一起解决。因为司明的固执，他与兄弟姐妹的关系更加恶化。
司明属于唐晓亮块内的被征收家庭。他平时对唐晓亮很客气，时不时还会跟唐晓亮报告一下事态进展。唐晓亮说：“他一直跟我炫耀，说他今天又干了点什么事情，让征收组多么不舒服。这种心态其实已经不对劲了，他就觉得只要继续搞下去，政府肯定会妥协，他都没想到2005年的问题拖到现在还没解决好。”
因为双方无法达成共识，司明非但拒绝履行之前已经签掉的补偿协议，还将征收所告上了法庭。等待判决期间，在唐晓亮的协调下，司明答应6月2日晚上再与征收所经理和经办人谈一次。
拥有两个房证的孙家，两套房子的承租人是他们的父母，但都已经去世，孙家有6个女儿和最小的儿子孙树兵。两套房子中，有一套是间门面房，征收价上千万元，这套房子的户口本上是孙家大姐和孙树兵两家人；另一套二楼的小房子里没有户口，征收价也有三百多万，孙树兵是实际居住人。
孙树兵向征收所表示，自己是支持征收的，一轮征询的时候也签字同意。但他是无业者，靠将门面房出租给别人经营饭店维生，他提出“你拆我一个饭店，就应该还我一个饭店”，要求征收所在黄浦区范围内再给他找一个门面房，并且办出餐饮执照来。“你现在把我的饭店拆了，给我这些钱只够买房子的，我到哪里去买一个门面？给了我房子有啥用，光能住，没有门面我就没有饭吃！”
孙树兵的诉求，显然无法获得令他满意的结果。徐丽华说：“因为他不肯签约，也跟兄弟姐们闹翻了。我们都劝过他，你拿一千好几百万走，到外面不管是买房子还是租房子，都能过得舒舒服服，你在这里坚持不走，到最后吃亏的还是你自己。”
因为知道司明在跟征收所打官司，孙树兵也请了同一个律师，打起了官司。
另一户人家宋路家庭，承租人宋路已经去世，但三个儿子的户口都在宝兴里。宋家的住房分两块，一块是房间，一块是独用灶间，因为宋家孩子多，当年福利分房时被同时分配给宋家独用。因为灶间的面积比房间更大，宋家也一直是把灶间当做房间来用的。按照金陵东路地块的征收补偿政策，灶间原本是不算进居住面积的。但因为宋家的情况特殊，这个灶间也确实一直用于居住，因此征收所经过开会研究，决定将灶间也算入了居住面积。
但没想到，宋家在签约之后又进一步提出，父亲宋路在最初分房时，从单位拿到的是两张白卡，一张写着房间面积，另一张写着灶间面积。后来白卡统一更换为房屋租赁凭证的时候，房间面积和灶间面积被记录在同一张房卡上。宋家认为更换房证的时候存在问题，在旧改征收时应该按照两套房补偿。
但征收所的项目经理在查看档案时发现，宋家的灶间和房间是在同一时间点分配给宋路的，只能算作同一套房的两个部位，并不能按照“两套房”计算。因此，宋家的要求被征收所驳回。
5月底，宋家还曾去市信访办上访过，其诉求也被信访办现场驳回。截至5月底，宋家虽然已经搬离宝兴里，但房子迟迟不肯清空。
对宝兴居委来说，在经过了10个月轰轰烈烈的旧改之后，他们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对辖区内其他居民的日常服务上。徐丽华说，对于剩下的人家，宝兴居委依然会协助征收所做好沟通协调工作，“只要居民一天没搬走，我们的服务肯定还是会继续。我们也告诉这些居民，有些话他们不愿意对征收所说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从内心来说，我们都是不想启动强迁的，毕竟之前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了，就剩下这么几户。但是我们也说得很清楚，国家政策就是政策，不会因为哪户人家屏牢而有所松动。”
在外滩街道、征收所和居委会等多方面的努力之下，仅在半个月之后，这3户人家又有了新的进展——
司明诉征收所的官司一审败诉。而在儿子的积极劝说之下，司明表态将会履行合同。
宋路家庭已经结算完毕，交了钥匙。
孙树兵先结算了二楼自住的小房子，但依然没有放弃为门面房的补偿做最后的坚持。当然他也没想到的是，自己跟在司明之后跟征收所打官司，而司明在一审败诉之前就已经主动表态妥协了。
截至2020年6月17日，宝兴里尚未进行最后结算的，只剩下孙树兵家这一证了。
面对这最后一道关卡，黄浦区建管委领导、外滩街道领导、征收所领导都曾先后上门。6月21日下午到晚上，外滩街道党工委书记卞唯敏与孙树兵恳谈了将近四个小时。在交谈中发现，孙树兵早年离异，唯一的女儿被判给了前妻，现在女儿女婿的生活、工作都很美满。孙树兵一再表示，自己所有的东西，将来都是要留给女儿的。
这次谈话之后，卞唯敏与区领导、征收所领导进行综合分析，认为孙树兵的女儿对他的影响比较大，“是他心头的一块宝”，可能是一个最有希望的突破口。6月22日中午，卞唯敏与征收所董事长、总经理三人前往孙树兵女儿的工作单位，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希望这位女儿可以劝劝父亲。孙树兵的女儿答应了。
6月22日晚，在女儿的陪同之下，孙树兵终于与征收所达成最终协议。6月26日端午假期期间，孙树兵如约搬离宝兴里。
至此，宝兴居委的旧改工作，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从2020年1月6日正式签约，至6月26日最后一户居民搬离宝兴里，只用了172天。
金陵东路地块的旧改进程，走出了李强书记所期待的“上海速度”；而在外滩街道、征收所、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这个过程，也充满着人性化的“上海温度”。
整个楼道的居民搬空之后，征收所就会在底楼贴上封条。随着这样的封条越来越多，昔日热闹喧哗、人流不息的宝兴里，变得越来越安静。只有那些被主人们随手丢在屋外的破旧的毛巾、鞋刷、塑料盘、小板凳、玩具，定格了宝兴里最后的时光。
而人们也都相信，这样的安静只是暂时的，更美好的未来正在此萌芽。上海市和黄浦区在加速旧改的同时，更在加速建设，将有更多的热闹、更多的人流，出现在曾经的宝兴里，出现在这一段的金陵东路上；而那些搬离宝兴里的居民们，将在各自的新家安居乐业，宝兴里将成为他们对过往生活的美好回忆。
而这，正是旧改的意义所在。
再见，宝兴里。此时的再见，是为了以后更好的相见。
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宋奇波 孙立梅 牛强 吴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