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这列“立法直通车”,拥有了更强有力的引擎

“从我的实际工作情况来看,‘高龄老人’的定义需要明确。”

“作为一个从业者,我觉得条例的名称需要做一些修改。”

“医养结合本身是一件好事,但现实情况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力不从心,是否能够让辖区内有条件的医院参与进来?”

10月中旬,在《上海市养老服务条例(草案)》经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一审之后,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举行了一场针对该条例的立法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是“现实情况”、“工作情况”、“作为从业者”,而与会者的身份也几乎与条例本身息息相关,既有区民政局局长、区中心医院院长,也有经营性养老服务机构的CEO、街道敬老院院长和居民区书记。

基层立法联系点,顾名思义,是在民意和立法机构之间构建起的一列“直通车”,为的是让立法机构能够听到最“接地气”的声音。

今年,在曹杨新村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类似的立法征询活动已经进行了12场。而在整个上海,像这样的联系点有25个,不仅实现了16个区的全覆盖,还把倾听民意的触角延伸到了产业园区、行业协会、企业等各类组织机构。

 

一部法规收到的意见数接近去年总量

在目前上海的25家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中,包括曹杨新村街道在内的17家联系点其实是刚加入不久的“一年级新生”。

早在2016年7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就确立了首批10个基层立法联系点。2020年4月,市人大常委会对基层立法联系点进行扩点提质,新一批25家基层立法联系点被授牌。

据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室副主任顾晓卿介绍,这次扩点提质并不是简单的数量上的增加,而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

“首批10家联系点中这次有2家单位被调整出去了。”顾晓卿说,“其中一家是张江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主要因为《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已经制定完成,这个点发挥作用的代表性就没那么强了。”

对于新加入的联系点的选择,市人大常委会经过了多角度的考量。顾晓卿表示,今年年初,他们邀请市社科院作为第三方对首批联系点过去三年的工作做了一个系统评估,“评估结果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发现了一些可以改进的问题。”

“首先,原来10个联系点只覆盖了6个区,对于整个上海而言,覆盖面较窄;其次,10家单位的领域代表性相对比较单一。”她说,“同时,每年的立法工作重点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有些单位在某部法规完成之后,代表性可能会下降,所以需要设立一个动态调整的机制。”

在这些考量的基础上,市人大常委会着手推进了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扩点提质。在区域覆盖面上,把16个区的区人大纳入到推荐单位中,使得25家联系点做到了16个区的全覆盖。

在领域代表性上,特意选择了行业协会,比如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市街镇工作协会,“因为这些协会对整个面上情况的联通性和代表性可能比一家单位要广得多”。

在布局层次上,更偏重于参差的特点,从社区市民中心到村(居)委会,再到街道办事处,都设立了联系点。“在立足基层性、确保老百姓进得了门的基础上,通过层次上的参差,保证代表性的丰富。”

今年扩点提质以来,上海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在“量变”之后,也引发了质变。据了解,今年年初至十月中旬,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共组织调研、座谈会100多次,征集意见1776条,有143条意见在地方立法中获得采纳,

“今年,单单一部《上海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就收到了来自联系点的450多条意见,相当于去年一整年上海向社会征求立法意见的总量。”顾晓卿说。

 

各施所长,为引擎注入强劲动力

从“量变”向“质变”迈出的这一步,离不开各个立法联系点的有效运作。为了充分发挥“立法直通车”的作用,各个联系点在组织架构和运行模式上都下了不少功夫。

虹桥街道联系点是上海众多联系点中当之无愧的先行者。2015年7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在虹桥街道设立。随后,这块铭牌被挂在了古北市民中心的门口。2016年6月,古北市民中心也被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确立为首批10个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

上海不少新设立的联系点都曾向虹桥街道取经,这个联系点的模式也成为了大家搭建架构的样板。

据了解,虹桥街道建立了“一体两翼”的组织架构,在16个居民区和50家区域单位分设基层立法信息采集点,形成了以280名信息员为主体,10家顾问单位和8家专业人才库为“两翼”的基本模式。

同时还形成了“一二三四”工作法,即在接到征询任务后,街道会提前一周给信息员送上法律草案和情况说明,并召开居民群众和业务相关人员两种类型座谈会。同时,以书面、走访调研及座谈会三种形式征集意见。而且,每部法律草案的意见征询,至少要召开四场座谈会听取意见。

在向“前辈”取经的同时,各个联系点也会根据自身特点“各显神通”。

曹杨新村街道联系点除了在街道内建立固定的信息采集点外,还通过遍布普陀区的“大梁带小梁”工作室,将12名全区有名的“大梁”老书记作为信息员,把信息采集工作拓展到了全区的所有街镇。

新江湾城街道联系点则依托于周边高校资源丰富的特点,巧借外脑,建立了强有力的队伍。据新江湾城街道人大工委副主任傅志强介绍,目前在为联系点服务的队伍有“两团”和“两队”。

“‘两团’是专家顾问团和新城智囊团,前者包括复旦大学法学院、区法院、区检察院和3家律师事务所在内的6家单位和其中的29位法律专家顾问,后者是一些热心社区事务的贤达人士,以退休法官、设计师、高校教师等为主。”他说,“‘两队’是学生志愿者队伍和信息员队伍,前者由法律专业的学生组成,后者则来源于辖区内的居委会、企业、事业单位和学校。”

那些被采纳的意见被装裱了起来

在不少基层立法联系点内,都会有一个专门的区域用来展示那些由这个联系点提出、最终被立法机构采纳的意见,有些点还会把意见提出者的信息同步展示。

“如果提出者看到自己的意见被采纳了,积极性会更高。”这是联系点的负责人们经常提到的一句话。

为此,市人大常委会也提出了“三表一件”的工作机制。3张表中,第一张是“基层立法联系点使用计划表”,第二张是“立法意见征集工作双月统计表”,第三张是“修法意见和建议采纳情况统计表”。“一件”就是将联系点征集的意见建议进行汇总。

黄浦区城管执法局是已经运行了三年多的市人大首批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谈起自联系点设立以来被立法机构采纳的意见,黄浦区城管执法局副局长陈金宏如数家珍。

“我们已经参与了8部地方性法规草案的意见征集和立法论证。”他记得,在《上海市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草案)》征询意见过程中,“优秀历史建筑上禁止设置任何户外广告和招牌”这一条款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南京路步行街的商户向我们反映,步行街存在大量历史建筑,但是很多建筑同时又是百年老店,这些百年老店可以不设置户外广告,但是不设置店招显然不合适。这样做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历史建筑的活化利用和保护。于是,我们把这条意见提了上去。”陈金宏表示,“法规正式通过后,这一条款被修改为:经房管部门同意可以设置招牌。”

浦东新区工商联是今年刚加入的联系点,企业家在意见被采纳后的一句感慨让浦东新区工商联的工作人员孔繁渊记忆深刻。

“在对《上海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订草案)》的意见征询中,我们共征求到了22条来自民营经济代表人士的意见,其中5条被采纳。”孔繁渊说。

上海创智空间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朱成羿在研讨时提出:“政府要解决中小企业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除了对大企业的专员服务,还要对中小企业的疑难杂症设立专员服务。”随后,“设立中小企业服务专员”成为了该条例的第十一条。

朱成羿表示:“开过各种大会小会,但通过立法联系点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提的意见能扎扎实实地写进法规条例来实施。”

这样的感慨是对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强有力的肯定。而在联系点扩点提质以后,类似的感慨正在更大范围内、越来越频繁地被听到。

 

 

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宋奇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