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首席记者 顾文俊
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昨天是国务院批复设立浦东新区的纪念日。一个开放、创新、高品质的浦东是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金名片，而加速国际化也是浦东新一轮开发开放的重中之重。浦东的国际化进程如何提速？由浦东看中国，上海等发达城市能否在经贸以外的更多国际领域有所作为？地方的国际化试验能为国家乃至世界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本期访谈嘉宾：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王逸舟
见贤思齐
接受全球启迪
顾问：上海这些年在打造“四个品牌”（上海制造、上海服务、上海购物、上海文化）、“五个中心”（经济、贸易、金融、航运、科创）。浦东以“核心功能区”的强势地位，将为“五个中心”的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以一个外交和国际关系研究者的观察角度，您对未来上海的国际化有何憧憬？
王逸舟：你刚才提到的上海这些重大战略目标都很重要，我特别看重的是文化的层面。广义的文化既包括艺术，也包括城市文化、企业文化乃至外交文化，汪道涵主政时期就曾给上海带来很多具有外交冲击力的讨论和创意。未来，浦东也有望在重大国际议题上搭建更多平台，主办更多会议，就像奥斯陆、哥本哈根、赫尔辛基这些城市产生了关系到东西方和解的赫尔辛基进程、旨在推动中东和平的奥斯陆进程、主导《京都议定书》之后全球气候变化讨论的哥本哈根进程。上海合作组织就是体现上海精神的重要平台，浦东或上海完全有可能在生态、难民、后疫情经济复苏方面提出全球性的倡议，推动全球性的合作，这当然也和上海的经济建设、试验区的步步推进分不开。上海学界这些年提出重塑海派文化，核心就是共生，意即全球性的各种文明、制度、观念的共生。“共生”是一门大的艺术，如何把共生的思想进一步细化，落实为政府、民间、企业的倡议，让共生理念走出书斋，走出学派的范畴，变成实际的倡议、会议、机制，上海在这方面会比别的城市走得更快，做得更稳妥，效果也更持久，浦东也有领袖群伦的潜力。上海在落实中央的生态改进、扶助贫困地区、带动相关地区生态、环保、人才、脱贫等方面，有很多富有地方特色的做法和行动，未来也可以将其转化或上升为全球倡议。
顾问：外交和国际关系的主体往往是国家政府或多边组织，地方参与和介入国际问题的解决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资质？地方在推动重大外交议程和塑造国家影响力方面有什么样的功能？
王逸舟：说起地方外交或地方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作为，最有名的当属美国加州。20多年前，《外交政策》杂志就曾专门介绍过“加利福利亚外交”。加州作为美国靠近太平洋的州，也是美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州，其对太平洋地区的重视、与太平洋各国的联系都格外突出，开展了不少城市外交、地区外交，让美国自身的熔炉效应发挥了更大的辐射力。德国巴伐利亚州的文化也非常有个性，它的州警、州旗、州徽、州财政、州司法以及对外交往都很独特，就连政党也跟全联邦的政党有着不同的精神面貌，绿色创新的理念就来自该州。该州的纽伦堡、慕尼黑创设了不少国际平台，包括书展、博览会、车展、赛事，其中，慕尼黑安全会议素有“防务领域达沃斯论坛”之称。上世纪70年代初期，巴伐利亚州一位右翼领导人到访中国，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毛主席说，巴伐利亚州的政治很有想法，不会一味地追随美国和北约。放眼去看全世界一些大的都市，纽约、巴黎、柏林、日内瓦、维也纳，越是有地方特色，就越举世瞩目，也越容易对外传播。纽约不是首都，却被公认为全球第一大都市，拥有时尚界至高无上的纽约时装周，它的电影剧本最有创意，它的律所在全球同行中收入最高，打出的官司也最具影响，纽约的华尔街是全球第一金融重镇，对外来移民来说，纽约是个崭新天地，犹如一个“大苹果”（the Big App le），人人都想咬一口。巴黎是欧洲古老都市的代表，上海就曾被誉为“东方巴黎”，黎巴嫩的贝鲁特在战乱前被称为“中东小巴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也被称为“中东欧的巴黎”，可见巴黎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人们向往巴黎并不因为它是法国的首都，而恰恰是欣赏它的文化包容性和多样性。在国际关系领域，巴黎也有着仅次于纽约和日内瓦的最多的国际组织总部，《巴黎气候协定》是在《京都议定书》和《哥本哈根协议》之后又一个里程碑，当我们谈到巴黎，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创意、教育、科学等各个领域发现它的引领作用。
这些形形色色的地方实践带给我们一种想象或者启发，能否将世界意义和地方特色成功结合，是地方国际化的关键。我们从国际关系理论中也能得到这样的提示，次区域、小区域往往能发挥示范带头的作用，很多大问题的解决首先是通过区域性的先行先试。德国和法国曾是欧洲的一对冤家，法国作家都德写的《最后一课》说的就是德法（普法）历史上的恩怨情仇，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一个孩子出生在法国与普鲁士边界的阿尔萨斯-洛林，该地区被普鲁士军占领，他的语文老师在最后一课悲伤地提醒孩子们不要忘记法语，因为第二天当地就不被允许使用法国的文化标志。后来，我专门去过阿尔萨斯-洛林，恍如隔世，德法之间那些篱笆、军队、边界早已消解，到处都是郁郁葱葱，这种历史性的转型是在二战以后逐渐完成的，其中一个关键枢纽就是地方试验，包括双方在边境地区的煤碳钢铁联营、开展旅游和贸易。通过地方带动，法德的年轻一代越来越像朋友和亲人，很多德国人会说法语，很多法国人认可德国的产品、技术、严谨态度，教授们在两国之间相互兼任，学生们的流动交换就更为频繁了。这种地方性的、小区域的尝试产生了一种政治外交的外溢效应，让更多年轻人在就业和日常交往中更看重实际的好处，与原先那种主权国家的民族仇恨形成完全相反的方向。欧盟这趟列车也正因为有了德法这对双引擎，不管遇到什么风雨，始终前行。
扬长避短
深挖中国特色
顾问：加州、巴伐利亚、德法边境这些故事带给我们的启示是，能同时彰显地方特色和国际包容性，其世界影响和全球意义就越深远。反观中国，是否也有一些地方试验会对国际关系带来实质的影响和改良？
王逸舟：中国是超大的国家，也是多民族的综合体、多元一体的文明体系，很容易产生极具个性的地方特色。这些不同族群和次文明的特色有可能成为未来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国际化进程并不是凭空的创造，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有丰厚的土壤、悠久的历史、斑斓的文明作为依托。“一带一路”为这些地方特色的彰显和开放活力的释放提供了平台。华东地区可以发展高端的金融服务业，西部省市可以和中亚民族建立新的交往平台，中国和中东欧的合作带来了西南省市欧亚货物贸易的增长，在东北方向上，打造图们江流域的合作平台也是地方对外国际化的重要抓手。现在提到的内外两个市场双循环也一定是通过小区域的地方试验，再跟周边产生融合，然后对接北美板块、欧洲板块、非洲板块、东南亚板块，最终实现全球大循环。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很多创新理论也都有自下而上的特点，先从地方获得启发，而后加以提炼和完善，被提升到全党全国的高度。之前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来自时任领导人对广东的考察，今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保持了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理论思想和指导原则的连续性。习近平总书记早年在浙江主政期间，通过对安吉等地的考察，发现我们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得不够，后来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高速度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离不开地方试验平台，杭州的阿里巴巴通过支付宝、余额宝的试验，完全突破了原先的国家金融、传统的国家银行或办事处的方式，让老百姓足不出户就能完成信贷、支付和消费，在全球都产生了连锁效应。
中国现在还有很多历史遗留的问题，德法通过地方试验消解历史恩怨的案例对中国也有启示。围绕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和亚洲的侵害，民间仍有很深的心结，我们同朝鲜半岛存在文化的隔阂，与南海相关国家还有主权争端，随着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两岸关系仍是中华民族成长道路上的障碍，以上问题都构成未来提升影响力的软肋。但是，通过各种富有想象力的地方试验，也许可以产生政治外交的外溢效应。比如福建平潭特区正为未来“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进行试验，在这个地方不讲政治正确，也不讲政党和制度，而是基于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特殊性，让两岸的企业家和民众前来创业、合作与交往。近些年，上海和台北之间有双城论坛，海南岛跟台湾岛、济州岛、巴厘岛之间有岛际交流。我们和周边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也很有地方特色，在东北地区谈核扩散问题，在西南方向谈毒品走私和小武器贩卖问题，在西北方向谈打击“三股势力”。在语言共通、血缘相通、地理特征相同的条件下，先把口岸贸易、渔业合作、防止油污等实际过程做起来，鼓励地方充分发挥主动性和想象力，这就是国际化。衡量地方的国际化水平，要看我们有多少人参与国际交往，提出多少国际倡议，产生多少影响全球的技术和制度创新。
顾问：如果说，牵一发就可以动全身，一子落就可以满盘活，那么，中国的地方国际化进程现在最缺失的短板是哪一块？
王逸舟：实事求是地讲，中国这些年来的地方国际化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全球十大港有七个在中国，按资产总额论，全球七大银行有四个在中国。无论是货物交易量、集装箱吞吐量、银行存款量、发电量，还是铁路运输量、高铁里程、公路里程、留学人数、出境游客总量、海外劳工分布范围、城市面貌革新等方面，中国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区都走在世界前列。但是，我们的创新力还不够，很多国际化仅限于经贸领域，非经贸领域的全球性影响很小，现有的国际合作机制有些具备一定的区域影响，有些有名无实，多半还是靠经贸带动，在全球热点问题上鲜有倡议，比如最近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围绕纳卡地区的冲突，外媒报道中基本上没有中国的声音，中东问题也是如此，我们还远没有那些传统大国的影响力。在气候变化领域，虽然中国做了很多资助，但最终形成的方案中没有中国的创意，更看不到中国的地方贡献。联合国总部在纽约，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世界粮食计划署落户在罗马，世卫组织和几十个大的国际组织驻扎在日内瓦，北上广深有不少国际经济的巨头，但很少有国际政治、安全、文化、教育组织的总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仍属于区域性大国。要吸纳更多国际组织总部入驻，打造更多国际人才，首先要提升本地区教科文机构的多样性。
当前，某些国家或国际组织总是揪着中国的一些重大政策不放，那些涉港或涉疆的政策事关国家的稳定，但是，如何让这些政策在外少受质疑，也许地方试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很有发挥的余地。新疆是个好地方，当地的文化、风土、饮食、族群何不充分发挥其特色，在国际舞台上转化为更多的倡议！我们的外交政策有时陷入被动的防御和辩解，很少出现地方的国际创意和设想，这方面未来需要加强。在资源配置上，我们把太多的钱都放在修路架桥等基建项目上，在法律、艺术、金融、体育、教育、养老等非制造业领域需要下更大力气。上海在第三产业方面就有很多新的尝试，垃圾分类是城市发达与否的标志，证明城市管理的精细，上海的社区养老也很有特色，养老本身就是高端的服务业。在体育竞技的观念转变上，未来也可以从上海、深圳等沿海发达地区先行先试。中国需要扬长避短，需要更多地方试验的成果，才能使国家形象愈加丰满。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顾文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