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说。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世界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联合国？在后疫情时代，联合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建议：主持公道，厉行法治，促进合作，聚焦行动。
本周，第75届联合国大会继续进行一般性辩论。和往年一样，联大的讲台从来都不少激烈的戏码，但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大家都格外注重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追溯。75周岁的联合国能否抵御单边主义的冲击？中国又有多大能力陪伴联合国走过风雨？
《顾问》本期访谈嘉宾：
十字路口念初心
Q 顾问：今年的联大分歧巨大，古特雷斯秘书长说，世人正朝着非常危险的方向前行。联合国这艘航船驶入了一段风雨如晦、前途不明的海域，或被称为“十字路口”。在它75年的发展历程中，是否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危机？
A王逸舟：联合国的历史非常艰辛，早年被当作大国争霸的工具，战后长达40多年，世界被分成两大阵营，联合国就被夹在中间、身不由己。
很多国家要么把它当成清谈馆，要么追随美国或苏联的旨意，联合国充斥着这种被两极世界裹挟、被两大霸主绑架的氛围，很多故事令人叹息。
《联合国宪章》强调国际社会和平发展、互相尊重。为了防止再次发生世界大战，为了保障全人类的生存安全，世界有了联合国，按说它是全球正义的体现，它所代表的多边主义比任何国家或单个机构所强调的多边政策更广阔，更有公信力，但事实上，战后近半个世纪，它的角色和功能与其初衷背道而驰，自身也常被两极格局无情地打压和抛弃。
随着冷战终结，两极对抗结束，联合国才有机会回归本色，它的维和部队在最复杂危险的地带开展行动，它的特使在争端各方之间奔波斡旋。虽然世界上仍有各种战乱、冲突、难民，但是，如果没有联合国，世界会比现在乱得多，人类自相残杀也会比现在更加不理性。
最近30年，联合国不只是在防止冲突、维持和平、推动世界安全方面做了很大努力，对于全球发展，它也提出了重大的倡议，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初广为人知的“千年议程”，现在叫作“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它的重点不只是战争与和平，而是如何让人类在地球上生活得更好。和平与安全是联合国坚守的底线，与此同时，它也在推动各国为改进人类福祉、促进全球互联互通共同努力。
涉及当今世界任何全球性的挑战，我们都能听到联合国发声，不管是它的姿态、旗帜，还是实际举措，都有举世无双的影响。
当下联合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疫情肆虐和全球化低迷的背景下，单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唯我至尊，同多边主义、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之间的矛盾。是继承联合国宪章的精神，继续维持和平、促进发展？还是倒退到联合国诞生前的战国时代，倒退到以邻为壑的局面？在美国坏榜样的带领下，全球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争权夺利、排他主义的倾向，本来可以抑制的矛盾被重新放大，本来可以解决的经贸摩擦被政治化。如果任由这种单边主义横行、强权政治肆虐，对联合国系统意味着重大的削弱。
三个阶段见真章
Q 顾问：上周，美国总统的联大演讲充斥着歇斯底里的小家子气，而中国领导人的演讲体现出高瞻远瞩的大国气派。近些年来，中国弘扬多边、珍视团结的努力频频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人们也习惯了中国与联合国的良好关系，但事实上，我们真正同联合国走近要从哪一年算起？
A王逸舟：从1945年到70年代初期是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第一阶段，不管是被迫还是主动，中国在联合国体系之外，联合国在我们眼里就是西方的傀儡。我记得上世纪60年代有一部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美国领事开车在游行队伍中横冲直撞，解放军上前制止，美国领事停下来说：“我要向联合国控告。”士兵回答：“联合国？它认识我，我还不认识它呢！”从中能看出当时中国和联合国之间的相互排斥，在此之前，双方曾经在朝鲜战场开战，联合国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所谓联合国军与中国、朝鲜（包括苏联的后援）对垒，打出了一条半岛南北割据的“三八线”。这种对立和紧张并不是我们想要的，而是和冷战大的格局以及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割据相关联。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但席位一直被台湾蒋介石政权窃取，那段时间，联合国觉得中国是苏联的铁哥们，是所谓的红色威胁，联合国当时的学说也充满了对中国的歪曲、仇恨和误解。
从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到90年代后期，是中国加入和适应联合国的阶段。但即便是这样，我们也只是偶尔派一些外交代表到联合国大会上，以显示我们的主权与合法席位。在联合国很多分支机构以及制定规则的场合，中国很少有声音，总是默默坐在后排。这段时间对中国而言，主要忙于国内的“四化”建设，解决自身的温饱，在国际舞台上，我们采取收缩和韬光养晦，在联合国中的表现只是跟进。
直到加入世贸组织，中国才真正在全球舞台上活跃起来，这就是第三个阶段。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人民生活都得到了快速提升。2008年奥运会之后，中国人向着更快、更高、更强的国际领域进发，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后，我们充分意识到，联合国是我们向国际社会表达美好意愿、提供公共产品的最好平台。本世纪初，我们在联合国的会费比重还不到1%，现在已经达到13%，仅次于美国。美国经常欠费或削减义务，造成联合国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危机，而中国不断提升的财政贡献让联合国看到了新的希望。安全方面，30年前，中国只是派几个观察员参与维和，现在是成建制、大批量的投入兵力，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出兵最多的国家，而且种类也越来越多，包括军事观察员、民事观察员、工兵部队、警卫部队、医疗分队、后勤保障、基建部队等。联合国维和部队一年耗资几十亿美元，中国提供的经费占到其中的15%。新世纪以来，中国维和部队在非洲架桥修路的数量比欧美国家修建的总和还要多，在毒蛇、蚊虫肆虐的沼泽、山林，连当地人都不敢去，中国工兵却不负使命、勇往直前，做出了卓越贡献，得到当地人民赞扬、政府好评，也得到联合国的高度评价。而且中国维和部队从来没有违法乱纪的现象，一直是标杆，十几位参与维和行动的中国官兵还在任务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风雨过后是彩虹
Q 顾问：“风雨过后是彩虹”，习主席在75周年纪念峰会的讲话中表达了同舟共济的决心和对未来的憧憬。关于如何度过当前的风雨，中方在四点建议中提到，“要切实提高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努力扩大各国共同利益汇合点”。目前看来，中国在联合国的权重和表现还有哪些不足？我们对联合国的诉求又是什么？
A王逸舟：从联合国方面来看，它对中国的借重还远不能匹配我们所期待的方向。联合国决议是国际法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但是，很多重大决议、规章、制度的出台都较少能体现中国人的话语权。我们物理上的投入、经费上的支出，远低于我们的权重。这些年，在教科文组织、世卫组织、难民署、妇女署、粮农组织等机构中，主要领导岗位都有了中国人的身影。香港的陈冯富珍曾担任世卫组织总干事，北大校长郝平曾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现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是原中国农业部副部长屈冬玉。但总体上，中国人在联合国高级干部中的比例还是太低。
从中国自身来看，我国外交官在联合国会场外参与“走廊外交”的意愿和能力也有待提升，“走廊外交” 本身很能拉近各国代表之间的距离。另外，我们民间参与联合国的热情也很低。要知道，联合国制定决议前的大量争论和协商都需要民间团体与社会人士的参与，很多问题甚至是民间力量发挥了主要作用。西方大多数在联合国工作的人员都不是官方推举的，而是公民自发申请，通过考试，经过复杂的程序，最后晋升到特定岗位。我们对这个通道的利用率很低，这也导致在联合国发声的中国民间声音、个体声音很少。
相比之下，日本很早就有向联合国输送人才的意识，战后专门和联合国合作，建立了联合国大学，很多日本年轻人由此将自己的前程与联合国挂钩。而我们在联合国的地位和参与度实际上是头重脚轻，虽然政治意愿很强，财政投入很大，但是，民间、草根、个体的参与偏少，同样也导致我们的话语权偏弱。
联合国议事日程反映的是全球共同利益和价值，而各国参与或响应联合国则是各有各的一本账。
比如西亚北非那些战乱地区对联合国的需求更多是维和安全，南太平洋岛国与北欧对联合国的需求则更多是防止温室气体效应，最近又有欧洲国家把难民问题提到了最靠前的位置。
对中国及周边一些国家来说，维系东亚的和平与安全、提升新兴国家在联合国的代表性、改变最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都是优先的关切。尤其对中国而言，我们的最大诉求是让联合国继续发挥多边机制的作用，希望尽可能多的国家形成共识，而不是被少数声音绑架，被个别大国引导风向。我们也愿意参与各种多边行动，提供各种国际公共产品，获得联合国官员和组织的公正评价。
风雨过后是彩虹。联合国是我们进一步参与全球化，进一步为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的重要保障，这既是我们的最大需求，也是塑造未来联合国与中国关系的主要方向。
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顾文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