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晚，在上海代表团组织的第三场视频采访中，三名全国人大代表通过视频摄像头，就“一网通办”和“一网统管”的话题，和媒体记者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便于民众的举措，会一直推行下去
关于“一网通办”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应用场景，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秘书长陈靖有诸多切身体验。
陈靖代表/张驰
对于企业的云走访是上海在疫情期间的一大亮点。据陈靖介绍，整个疫情防控当中，市委市政府的领导非常重视走访企业，从3月以来，各级领导走访了11.7万户企业。
“但毕竟上海全市有200多万户企业，所以在市领导走访的同时，我们也推出了云走访。”他说，“主要是利用‘一网通办’当中一些企业的专属网页，分类型地向他们发放问卷，了解他们的一些困难和诉求。”
据悉，上海对中小企业发放的问卷，前后大概涉及到110万户企业。“同时，我们通过‘一网通办’和企业服务云收集的由企业提出的问题大约有4.5万个。”陈靖表示，“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门别类，能够回答的就及时回答。需要协调的话，我们会尽快给到各个委办局，或者相关的一些区县。”
对于这些受到企业肯定和欢迎的做法，陈靖表示：“我们会坚持做下去，而且争取越做越完善。”
随申码是另一个“一网通办”在疫情期间的应用亮点。陈靖记得，市委市政府着手研究这件事的时间是2月8日，“当时考虑的是如何更好地发挥大数据在疫情防控当中的有效作用。”
2月16日，随申码正式推出。上线两个月后，随申码的调用已经有约5.2亿次，而且成为了社区、商家安全管控的“神器”。很多居民表示，随申码已经成为了他们在疫情期间的健康身份证。
“随申码会引发如此广泛的应用，是我们始料未及的，这是一个危中寻机的典范。”据陈靖介绍，随身办APP在推出随身码时，实名注册用户数是1024万，“这是过去16年的努力积累起来的，我记得第一个10年是200万，后面6年又增加了800万。”
而在推出随申码后不到两个月，随申办APP的实名用户就增加了1200多万，“也就是说，两个月的增长，走完了我们过去16年的路的总和。”
对于随身码未来的应用场景，陈靖表示，目前它还只是一个健康码，之后随申码将会与健身、教育、养老等各种各样的便民服务相关。
“一网统管”既要管用，也要让群众受用
不同于“一网通办”是面向市民方便办事，“一网统管”更偏重于政府的有效治理。关于“一网统管”的应用场景，全国人大代表、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区长杭迎伟举了两个生动的实例。
杭迎伟代表/张驰
群租和渣土车，一个是困扰市民多年的问题，一个是在城市治理中长期存在的难题。
“针对群租现象，浦东新区城运中心建立了一个应用场景。”杭迎伟说，“我们用水、电、煤的数据，以及户型、实有人口等数据建立了一个模型，通过这个模型的计算，能够非常精准地导出疑似群租的案例，然后我们再实施管理闭环。通过这样的闭环，能够对问题进行实时处置。”
据他介绍，浦东每天有1000多辆渣土车在城市道路上运行，会产生扬尘的问题，也有跑冒滴漏的问题。
“我们以前的管理手段，更多的是通过人工布防、蹲点值守、截停处置。”他说，“现在通过城运中心应用场景的提升，已经实现了空中布防、全时监管、智能推送，有效解决了渣土车扬尘和跑冒滴漏的问题。”
杭迎伟表示，这些案例也表明，在推动“一网统管”的进程当中，政府更加注重三用和三化，“三用指坚持实战中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用。三化指管理要素标准化、管理方式智能化、流程管理闭环化。”
在他看来，如何打破数据壁垒，实现数据的归集，对于“一网统管”而言，是一个引领性的问题。
“实践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以场景应用为导向，在场景应用过程当中，把所需要的数据归集起来。“杭迎伟说，“因此，在整个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们非常注重把部门的信息做更多的归集，这样归集的通道是通过一个成熟的应用场景实现的。”
为此，他举了共享单车的例子。“有的地方共享单车扎堆，有的地方想骑却没有。我们要对共享单车进行管理的话，对我们的场景应用来说，就形成了一个供需的热力图。”他进一步表示，这个热力图，是通过共享单车的物联网数据归集，连接到两级城运中心的管理体系，最终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
使用公民个人信息既要合理，也要最小化
关于“一网通办”运行过程中，如何保障市民个人信息安全的问题，也受到了代表们的热议。
陈靖代表表示，上海今年将会启动整个信息安全，包括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政府规章的立法活动。“通过政府的规章制度，通过相关的措施，让群众的信息，让群众的隐私得到更好的保护。”
在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中央委员邵志清看来，利用大数据和保护公民隐私本身就是一个有些矛盾的问题。“
邵志清代表/张驰
“我提的一些建议看起来就有些矛盾，既提倡各类数据应该流通共享，又提倡个人信息要加强保护。”他进一步表示，“其实我们立法、立规章就是想在这里面找到平衡点。”
邵志清指出，事实上，利用大数据的过程中，涉及到公民隐私是不可避免的，比如疫情防控，采集了这么多的人脸数据和行踪信息。“在法律规定下，为了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是可以这样采集的，但需要遵守一个原则，就是合理地最小化运用。”
所谓合理，在他看来，就是政府要有相应规章，要满足政府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才去采集公民信息。所谓最小化，他认为，就是不能过度，不能滥用。
“关于最小化，我们现在还存在一个认知误区，不管有没有用，好像所有的政府部门都需要看到所有采集到的数据。”邵志清说，“在我看来，如果按照防疫的需要，卫健委需要的数据和公安需要的数据，按照他们的职能不同，应该是有所不同的。而且卫健委在疫情期间需要看的数据，和之后为了日常管理看的数据也不同。”
同时，他表示，强调保护个人信息也不是说什么都不去做了。“现在是大数据时代，我们一直讲人工智能需要料，这个料如果不去释放出来，市场就没有活力，创造性也就没有。”
“我们既要讲求加强流通、开放和共享，也需要和前面提到的合理地最小化运用原则相辅相成。”邵志清说。
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宋奇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