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9日，意大利人皮埃尔·莱斯托利在机场和母亲告别。他的目的地是泰国曼谷，在那里呆上两天后，他将飞往上海，这个自己在过去五年间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对于一名常年在海外的游子和他的家人而言，每一次告别都是伤感的，但没有一次告别比这次更难。在皮埃尔的母亲看来，儿子即将踏上的是一趟未知的、也许充满危险的旅程；而皮埃尔知道，尽管当时意大利的重灾区还只集中在伦巴第和威尼托大区，但病毒在自己祖国大面积蔓延是迟早的事情，母亲的处境更让人忧虑。
“我一直关注中国的疫情，知道必须要达到一个高点，然后才会渐渐回落，意大利当时还远未到那个高点。但我不想吓坏她，所以只是叮嘱她一定要小心，除了超市哪儿也别去。”说完这句话，他没敢多逗留，转身进关了。皮埃尔知道，母亲正在自己身后默默流泪。
他没敢回头。
■皮埃尔
上次握手是什么时候呢？
去皮埃尔家采访这天是周二，一天前，他刚结束两周隔离回公司上班。Barbatelli&Partners是一家企业管理咨询公司，他在里面担任项目经理。
上班路上，这个意大利人突然想起，这是自己回来后第一次好好打量这座城市，这座经历了疫情的城市——虽然并不严重，但人们的生活和习惯依然在很大程度上被改变了。“所有人，每一个我见到的人都戴着口罩。我很吃惊，因为我离开这里是春节前，什么事都没发生。我在意大利时，帕尔马也没有什么病例。这也就是说，从疫情爆发到现在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里，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口罩。在办公室，我的同事们不仅戴口罩办公，而且每过3到5分钟，他们习惯性地往手上抹一点消毒液。”大家的动作是如此顺手，好像那是他们做了一辈子的事。人是如此容易就培养起新的习惯，这样的适应能力，让皮埃尔惊叹。
工作间隙，当这个意大利人刚用两只手指捏起一杯Espresso，嘬起嘴打算享用时，立即被一名同事阻拦，“你能不能把口罩戴上？”皮埃尔笑了起来，“‘嘿，如果我要喝咖啡，那是没有办法戴口罩的不是吗？’话虽如此，但我还是自觉起身走到了办公室外面，找了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迅速喝完了咖啡。我不能浪费一杯咖啡，对于意大利人，Espresso就是命啊！”皮埃尔强调，自己说这件事并非为了抱怨。“我并不把同事的话看成是针对我个人的，这其实只是反映了眼下人们一种普遍的谨慎情绪。”
晚上七点，皮埃尔骑电动车回家。这是他在上海最喜欢的出行方式，他说自己现在对于这座城市的大小马路是如此熟悉，完全可以在这儿开出租车了。一进门，他立刻变戏法一样拿出一瓶500毫升的免洗洗手液递过来。两分钟前，我们在见面时握了手。这个曾经最平常的动作，如今显得有些古怪。伸出手的瞬间，我们都想不起来自己上一次握手是在什么时候了。
他的家里空空荡荡，客厅地板上放了两张瑜伽垫，他说这是自己在隔离期做运动用的。他的女朋友还在巴西，今年春节前，两人一起去她的家乡圣保罗度假。2月10日前，到了原定回沪的日期，航空公司发消息通知他，航班将延期。延期之后，他又收到了航班被取消的通知。因为公司的业务比较繁忙，皮埃尔无论如何也得回来上班。几经辗转，他终于回到上海，开始了两周的隔离生活。
今年还会有威尔第音乐节吗？
疫情对于意大利人的打击是沉重的，这不仅仅是指那些此刻正躺在医院病床上的确诊者们，或已经变成报纸上突然多出来的那些讣告版上一个个粗体黑字的名字拥有者。对于健康的人们而言，他们发现自己的传统正在被连根拔起。
“我们平时和女孩子见面时总要在两侧脸颊上各吻一次；在亲密的男性朋友间我们总是彼此紧紧拥抱；如果不是太熟的人，我们则互相握手。”皮埃尔说，现在，所有人被迫保持距离，这对于天性热情、崇尚肢体接触的意大利人而言是困难的。另一件违反他们天性的事情，就是自我隔离。“意大利人都爱户外活动，对于这样的人来说，被迫在家更容易产生精神方面的问题。没有人知道自己必须在家呆多久，一个月？也许更长。时间久了，他们可能会抑郁，可能会恐慌。”
面对眼下的情形，皮埃尔想起自己曾在很多回忆录里看到过，二战时期意大利人民曾被政府强行要求走出家门，像战士一样投入战斗。“现在，情形恰恰相反，我们被告知需要做的只是呆在自己的家里，勤洗手。你对比一下就会觉得，其实没有什么，我们完全可以做到。眼下在意大利的社交网络上，一个最热门的标签就是#andratuttobene，这话的意思是说，一切都会好的。”
网上流传很广的那段意大利人在阳台上演奏音乐会的视频皮埃尔也看到了，“外国人看了可能觉得，这是意大利人习以为常的事。但其实不然，因为我们热爱户外活动，如果有选择，大家一定会走上大街去演奏。之前我还见过另外一个视频，是一些职业的歌剧演员呆在家里，用歌唱的方式来鼓励大家保持积极的心态。”
如果不是逢年过节，意大利民众自发演奏音乐和歌唱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意大利队拿了世界杯冠军的时候，”在皮埃尔看来，“眼下的场面显然更令人感动，因为我们是在为生命而歌唱，我们在为生命所具有的无穷力量而歌唱，这是更重要的事。”
皮埃尔的家乡帕尔马在历史上不仅以奶酪和火腿而得名，这里同时也是意大利著名的音乐之城，这个民族最伟大的歌剧作曲家威尔第就出生在郊区的布塞托。皮埃尔读大学时曾在剧院打工，“每年10月，帕尔马就迎来了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之一——威尔第音乐节。各家剧院都会上演威尔第的大量歌剧，作为工作人员，我能看他们排练，还可以在门外的检票处听到里面的演出。”
从2月下旬开始，帕尔马当地的剧院已经陆续关闭了。他希望，到今年10月，一年一度的威尔第音乐节可以顺利举行，“意大利人需要音乐，这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
■皮埃尔参观帕尔马奶酪制作
意甲暂停，周末该干嘛呢？
当然，还有足球。
对于皮埃尔的朋友们来说，自我隔离尚可以忍受，但如今周末没有比赛看了，这让他们不免心慌意乱。被剥夺的不仅仅是周末两天欣赏比赛的快乐，还有此前五天对于比赛的热切期待。“意大利人热爱足球，为了足球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去做。我和很多朋友聊天，他们都在哀叹，‘现在我们周末该干嘛呢？’”
在意甲正式暂停前，曾经尝试过空场比赛。当时已经回到上海的皮埃尔在电脑上看了直播，“简直难以想象，像国际米兰和尤文图斯这么重要的比赛，因为没有观众，如同在看一场教学赛。球员踢得完全没有激情，和平常的训练没啥两样。”
就在同一天早些时候，他的主队帕尔马和斯帕尔之间的比赛被推迟75分钟进行，在作出正式决定（暂停联赛）前，意大利体育部此时正在进行最后的纠结。这场比赛的前一天，意大利球员协会主席托马西言辞恳切地表达了必须停止比赛的态度，“球员们正在冒生命的危险，在球场上你肯定无法保证每个人之间保持一米的距离。”两天后的3月10日，意甲包括其他所有赛事被正式喊停。
周末没有比赛，意味着这些意大利青年也不得不暂时放弃他们热衷的Fantacalcio（注：一款手机APP，以虚幻比赛方式，组成想象中的球队，根据球员在实际比赛中表现计算得分）了。“玩游戏的时候我们会进行投注，100欧左右。现在联赛停了，游戏也玩不了了。我们决定，把这些原本每个星期用来下注的钱，都捐给当地医院。”
■皮埃尔在上海参加的足球队Azzurri队赢得上海SFL联赛冠军
为了工作必须回上海
同样地处意大利北部的帕尔马距离重灾区伦巴第大区150公里左右，直线距离并不比上海和杭州之间更长。事实上，考虑到整个意大利的国土面积只有30万平方公里，没有任何一处地方是安全的。根据几天前的数据，帕尔马包括周围郊区死亡人数已逾600。
数据正在疯涨，皮埃尔离开时，当地的死亡病例还保持在个位数。他后来一遍遍问自己，这样的时候将家人留在国内，而自己返回中国是不是一个最好的决定。“离开意大利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尤其是谁都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些什么。但我必须作出决定，我最终选择为了工作回来，然而这些天来我常常自问，自己是不是太自私了点？但就算自己留下来，能为父母做点什么呢？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代他们去超市购物。可是我能保证自己不接触到病毒吗？也许我留下来反而多了一份危险。”他每天在反复的自我否定和肯定中来回摇摆，“我现在只能为他们祈祷了。”
直到皮埃尔在2月29日离开这天，意大利当时的主流论调仍然坚持：这不过是一场流感。“很多政客，包括一些很有威望的医生，都是这么说的。”他是为数不多保持警醒的意大利人，因为在中国工作，他时刻关注着中国疫情的发展。在当时那种全国一片乐观的情绪中，他发现自己就像一个当代的耶利米，无人在意他的警告。“当时绝大多数的意大利人都没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的声音来警告他们。他们得到的是分裂的论调，很多身处高位的人说这是流感，还有一些说这是要人命的。意大利人民应该听谁的呢？”
欧洲的第一个确诊病例是在德国发现的。直到2月底，意大利疫情重灾区伦巴第大区的确诊率也只有1000人左右，没有人想到，这里竟然在短时间里发展成疫情最严重的欧洲国家。
一半薪水交税换取免费医疗保障
正如此前很多国内外报道中已经提到过的，意大利的公共医疗体系在国际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此前，WHO组织曾将意大利的公共医疗体系效率列于世界第二，位于法国之后。
现行的公共医疗体系建立于1978年，根据这套体系，所有意大利人都可以享受到免费的医疗服务，背后的资金保障来源于国家税收。皮埃尔说，每个意大利人的薪水里面都有很大一部分是用来交税的。“我们每个月的薪水里有45%甚至更多都交税了，这里面有一部分就用于保障公共医疗体系的正常运作，所以意大利人每个月实际到手的净收入和你们的收入差不多。”
每个意大利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当你出现一般的头疼脑热时，第一选择就是去找家庭医生。他会根据你的情况写一张处方，你按照上面的处方去药店买药就行。“无论是家庭医生的诊费，还是处方药都是免费的。如果买非处方药，就得自己掏钱。如果家庭医生遇到自己把握不了的情况，会建议你再去医院做检查，有些特殊的检查项目需要收费，但也很便宜，只要20欧、30欧左右。当遇到一些急症时，去公立医院可以由国家报销，但你得等上很长时间，通常来说急症患者是不想等那么久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私立医院看急症，但这部分就得自己掏钱了。”
说到这里，皮埃尔想起自己在上海的一段就诊经历。他曾经陪一名骑电动车发生事故的朋友去华山医院国际医疗中心就诊，“很便利，医生说很流利的英语，我们也没有等待很长时间，一切程序都进行得很快，我们照了X光，配了药，从头到尾不到两个小时就完事了。”
然而，尽管意大利的医疗体系非常完备，尽管疫情期间所有意大利的医护人员都尽己所能，但一切还是呈现出失控的状态，这在皮埃尔的预料之内。“因为意大利太小了，所有的资源都有限。当这次疫情发生之初，我对于中国能够迅速控制疫情的蔓延没有丝毫担心，因为我在中国5年了，我深知中国人处理事情的方式，就像他们在生意场上表现的一样，永远是快速而精准，但是我现在对欧洲充满了担心。”在他的工作中，有一部分的任务就是帮助很多公司处理危机，“要应对一场危机，你必须前期就进行投资，应该建立一套应急机制，但这套机制需要强大的人力和物力保障，这一点正是欧洲所缺乏的。举例来说，我听说武汉那些方舱医院都是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建造完成的，这在意大利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这样人力物力资源。”
同样的，疫情期间很多在中国迅速见效的模式放在意大利或者欧洲其他国家也是行不通的。比如当湖北的医疗资源告急时，其他省市在最短时间里派医疗队过去支援，这在意大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是一个人口6000万的小国，和湖北省的人口差不多，而我们的面积也只有湖北和湖南加起来那么大。如果把罗马的医生派到米兰去，那么很快罗马的医疗资源就会告急。所以，我们必须借助别国的帮助，比如中国。就我所知，到目前为止，中国是唯一派医疗队来意大利的国家。”（注：采访为3月17日）
■皮埃尔公司在莫干山团建
和朋友们在视频电话里云喝酒
当皮埃尔的航班在3月2日晚抵达上海时，浦东机场里空空荡荡。他后来告诉朋友，自己当时就像置身于一部科幻电影一样。“我不知道，也许是《星际迷航》？很多人都穿着白色的防护服，戴着特制的眼镜，远远看过去就像是宇航员。”
“进关的时候，当工作人员看到我的护照，我能明显感到自己引起了注意。我接受了简单的问询，人们问我是否来自‘红色区域’，在当时意大利只有伦巴第和威尼托是红色区域，我说我不是红色区域来的。我来自帕尔马，属于艾米里亚-罗马涅大区。”两天后，该大区包括健康部长在内的两名部长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而大约在他抵达上海一个星期后，这片大区终于也变成了红色区域。
“他们向我出示了一张纸，上面写明我需要进行14天的自我隔离。工作人员告诉我，有一个码（随申码）很重要，扫一下，14天隔离结束如果变绿了，就可以出去了。”出关程序很快，半个小时以后，他已经坐在了出租车里。“走进家门，这时已是新的一天了。”直到房门关上，他开始感到一阵恐慌。“老天，我有整整14天不能出门。”他想，“女朋友也不在上海，我能干点什么？”那天晚上，尽管身体已经极度疲惫，但他没能睡着。
从第二天开始，皮埃尔开始在家办公。“每天要打很多视频会议电话，工作时间占据一天的60%到70%，这挺好的。此外，我开始在家里做运动，正如你可以看到的。”他指了指地上的两张瑜伽毯。“我每天自己在家量体温，没有咳嗽，没有高烧，很好。”
“食物和生活用品都可以叫外卖，工作之余，我自己做饭。我有些怀念Funkadeli，那是我在上海的第二个家，但也只能过了隔离期再去了。此外，我每10分钟到20分钟会在手机上查看意大利疫情的最新发展。我和意大利的朋友们打视频电话，大家都呆在各自家里，我们在视频里云喝酒。大家试图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我们谈起以往那些疯狂的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在群里上传老照片，比如十年前一起去西班牙度假时的那些照片。那时候我们很蠢，但也很快乐。大家在群里发誓，我们一定要互相支持，共同度过这段时间，这会让我们更强大。”
隔离期的生活没有任何不便，“我可以每天叫外卖，一切都十分便利。手机上下个单，半小时以内外卖就到了。但在意大利，外卖行业已经一团糟了。本来那里的外卖就不像中国这么发达，如果在平常日子里还好，但是遇到疫情，如果全国国民都需要外卖，这个体系就崩溃了。所以你必须去超市，你必须去杂货店，也就是说，他们的隔离不能像在中国这样彻底。一户家庭当中，必须有一个人出门。以我母亲为例，因为她是一个人住，她必须出门，否则没有人会给她送吃的上门。我跟她说，‘你去一次超市，能买多少买多少，带回来囤着。’问题是她就一个人，一次性也搬不了多少东西，这是我每次想起来就觉得很难过的。”
第一个按下重启键的国家
在隔离期间，在时间的空隙里，皮埃尔像很多人一样回顾了自己人生中的得失，也捡起了一些自以为早已遗忘的片段。
他想起了那个被自己抛诸脑后的演员梦，“我大学主攻法律专业，但此外还学过表演。我热爱表演，拍过很多短视频，我曾经真的想过要做一名演员。事实上，我觉得自己在这上面花费的精力要比法律专业更多。然而到了某个点上，我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做一个演员，要么做一名律师。前者是我的激情所在，但后者能保障我的生活。我最终选择了一条现实的道路，很偶尔的，我会想想如果当时铁了心去做演员，今天的自己会过着怎样的生活。”
他想到这里，觉得这是自己人生中极少的没有从心所欲的事情。“除此之外，好像没什么可遗憾的。我一直向往在海外工作，现在也做到了。”2015年，当时他在帕尔马一家律师事务所做见习律师，他早已意识到，这不是自己的激情所在。“我有一个在上海工作的好朋友，他邀请我来上海玩。两个月后，我意识到这就是我想呆的地方。我回到意大利考出了律师执教，但与此同时，对于上海的想念一直在纠缠我。在这几个月里，我看到中国人在生意场上那种和我们意大利人完全不同的方式，中国人做生意是很快的，出手又精准又迅速。但在意大利，我们在追求精确的同时，忽略了一些速度，因而丧失了很多机会。我们常说，生意场上是不需要睡眠的，我觉得中国人做生意简直连坐下歇脚的时间都没有。我是一个喜欢速战速决的人，因此中国人的方式更让我着迷。2016年，我就正式来上海工作了。”
在巴西的假期中听说疫情爆发的时候，他立刻想到了曼佐尼的《约婚夫妇》。小说以大瘟疫和三十年战争为背景，讲述了一对爱人经历磨难在一起的故事。但他想到的不是主角的伟大爱情，作为一个和经济打交道的人，他有不同的视角。“正如小说向我们揭示的，即使身处最险恶的环境，人类的力量总是更大的。他们可以很快地适应环境，这非常重要。无论你是中国人、意大利人，或者哪个国家的人，都天生具有这种适应性，这是我们比其他动物更强大的原因之一。我们现在应该懂得的是，即使疫情过去，整个自然的、经济的，各方面的大环境都将永远被改变了。所以我们应该重新调整自己，让自己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就从现在开始。对于中国来说，一个积极的因素是你们的疫情已经接近尾声了，你们也将成为全世界所有被疫情袭击的国家中第一个按下重启键的。”
意大利总理孔蒂此前接受《共和报》采访时，曾用丘吉尔的名言来形容这个国家目前的处境。他说，意大利人如今也正在经历他们的至暗时刻。“毫无疑问，我们正在经历历史上一段最艰难的时期。”皮埃尔说，“但不应该忽视，这同时也为很多意大利企业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重塑自己的商业模式，更好地融入一个新的经济环境之中。”
后记
这个晚上，在上海家中，在远离自己祖国的地方，皮埃尔想起了很多年前的那个晚上。
那是他庆祝大学毕业的狂欢之夜，一群年轻人来到帕尔马市中心的加里波第广场上撒欢。这是这座城市里最大的广场，一代代的帕尔马人在广场上加里波第将军的塑像下约会、求婚，分手。这天，他把自己打扮成一头奶牛，为什么不是别的什么形象，他已经忘了。
这是他人生至今最欢乐的时刻之一，此时由于笼罩着一层疫情投下的阴影，因而在回忆中更显珍贵。他想起加里波第将军留下的那句著名的话，“我用最深挚的感情，从内心最深处吐露出这个词。”
这个词，就是自由。
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沈坤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