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玮退役之后进行买断，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她是脱离了体制的人。
“运动员退下来以后就面临着一个安置问题，体育局会给他们安排工作。以上海为例，朱主席（朱广沪）来了以后提倡，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但以前没有这个，所以导致很多人才就流散了，因为退役下来好多运动员，但体育局和足协毕竟岗位有限，没有这样一个编制给你，那就只能安排到社会的岗位上，从事和体育完全无关的工作。”
浦玮做运动员的时候目睹体制内很多问题，“毕竟自己在里面呆了那么久，还是想接触社会，学习点新的，也多接触点人。当年像我这种买断的情况还是很少，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直呆在运动队，和外界接触得少，你不知道自己的能力是不是能胜任社会上很多工作，你也不知道哪里有平台是需要我们这样的人。这个就是问题，所以只能接受安置。”
她很愿意尝试。“我在2008年的时候已经退过一次，退了两年半，马导（马良行）接手后，我在2010年底回到上海队。”她在这两年半里开了两间美甲店，因为回去踢球，都关了。“损失肯定有，但没想这些东西。就觉得，情怀嘛。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在团队需要的时候，应该站出来，尽自己一份力，所以很果断地答应了马指。”
此后她经营红酒生意，也和朋友一起开足球餐吧。“不要考虑太多结果，因为人总是在历练中成长的。先把人做好了，再去做别的事。大家来买我的红酒，除了酒本身的品质，也是因为对我人品的认可。因为这个市场这么大，可以选择的那么多。所以我做这些事，都是水到渠成，而不会给自己设定太明确的目标，比如说一个月必须卖多少瓶酒这种。”
同工同酬是不可能的
但她一直没有完全脱离足球。
“去年参加足协的一个活动，碰到了朱主席，他表达了让我来工作的意向。我完全没有犹豫，一下子就答应了。我就是觉得，能围绕足球做事还是很快乐的，专业的人在一起做专业的事多好啊。”浦玮甚至没有提起薪资问题，“我好像从来都不太在乎收入这种东西，我当年踢球的时候大家都说女足收入低。我觉得，再少也有二十多万年薪，那比普通人还是要多一点。”
1999年世界杯获得亚军后，浦玮在下一年用自己拿到的奖金买了第一套房，“首期付了30万左右，后续一年多两年的时间就把贷款还掉了。说明那时候一个月赚个一、两万其实日子已经过得很好了。”她是中国女足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这几年其实已经好很多了，外省市有些球队，明星球员也能赚到一百来万了。”
7月7日晚，在里昂Groupama球场看台解说席上，浦玮听着全场球迷在美国队夺冠后高呼“Equal Pay”（男女同工同酬），以此声援此前起诉美国足协性别歧视的美国女足。“同工同酬是不可能的，”她果断摇头，“但我回来以后解说女超比赛的时候也说，外界现在对女足支持力度很大，她们的收入待遇提高得也快，所以女足未来发展是可期的。但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提高自身能力。你有本事，才有资格去谈判，去说服任何人。”
国家队的水平和联赛息息相关，“所以，还是首先要把整个联赛水平提高。我现在带了青训才有感觉，我们要改变更多的是什么？青训教练的能力。这很重要，这是球员打基础的时候，但青训教练的待遇太低了，因此招揽不到优秀的人才。”职业球员退役后，往往倾向于挤破头留在中超或者中甲甚至中乙担任助教——收入决定现状。“这是体制要改变的，把这当中的平衡调节好。”
浦玮既然做了青训，难免要被频繁地问到一句，“看得到充满希望的未来吗？关于青训的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吗？”浦玮对此的回答是很直接的，不企图掩饰什么的。她讲，“目前来说，还是看不到。包括这些外教过来，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我现在做了青训之后就觉得，虽然我和自己身边的人在努力去改变，但个人改变不了什么。比如我这里的小孩，几周不见，教他们的很多东西就都忘了。在我们这里，除了我还有虞伟亮、刘军和李晓，都是昔日很优秀的球员，现在扎根青训。但是放眼全国的整个青训系统，像我们这样的很少很少。上海足协有这个眼光和人脉，但这只是个例。其他的地方足协，可能他们缺乏这个眼光，也可能他们有眼光，但缺乏人脉。确实，现阶段我没有看到什么改变，问题还很多。”
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沈坤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