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泠一
捧着《走近雷经天》，不仅能够重拾历史的记忆、红色的基因，也让我禁不住地想起自己求学的往事。那些年、那些人，都已经远去；但我对这样一位共产主义者的了解从片断到全面，却已前后经历了四十年光景。很怀念帮助过我的人！
我第一次知道革命前辈雷经天的英名，是在一九七九年秋季。那时，我刚刚进入初中阶段学习，改革开放伟业启动了。我初中的政治课，一方面讲拨乱反正的伟大意义，另一方面讲小平同志的历史功勋。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了“刘邓大军”、知道了“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还知道了更加早期的革命业绩“百色起义”。因为老师特地强调“百色”读音是“伯色”，于是，我和同学们记住了这个远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地名和这一起义的其他领导人如张云逸、雷经天等。
一九八五年夏季，我参加上海的高考文科考试；历史科目的复习提纲里涉及到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领导的武装起义，时间上依次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百色起义。关于百色起义，老师要求高考生记住的关键元素是：由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领导；随后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和红七军、红八军。当时，我已经知道张云逸后来成为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是开国大将；但雷经天后来的革命征途如何是不清楚的，何况在高三也找不到具体史料。
好在不久就去复旦大学历史系求学，本科阶段还有两位来自广西的同学刘登云和施显悦；他们分别来自桂林和钦州，对广西的革命史比较了解，给了我一些地方志方面（当时叫乡土历史）的帮助。三十多年前的大学专业历史教材上，关于广西地区革命伟业的记录中，百色起义和再早些时候的太平天国金田起义都是重要的概念，虽然具体文字篇幅都不多。这就让广西的同学，在课堂上感到很是自豪。除了洪秀全、雷经天等，我还知道一位参加百色起义的壮族革命英烈韦拔群；因为我读中学时看过一本“小人书”（连环画）《拔哥的故事》。
同学们还是比较好学的，尤其是课后。最初，是在历史系自己的资料室，刘登云翻到一些广西高校的文科学报总是让我看看，几乎每期都有当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研究的学术论文，不过雷经天与百色起义的内容还很罕见。那时，广西的学术界视野也比较开阔，包括桂系军阀及抗战的研究也已经起步；来复旦大学交流的广西历史学家就给我们讲过李宗仁的台儿庄战役。一九八七年秋季，邯郸路复旦大学校门对面的文科图书馆建成开放、这对我和同学们来说是个大事，分管副馆长正好由历史系资料室主任王明根出任，自然对我们历史系的学子很是关照。
这种关照，现在大学里的孩子是很难理解了；不是指在图书借阅方面给我们本系学子以照顾，复旦图书馆是图书面前人人平等的。如教授借书超越了一个月的期间，本科生也想借阅这本书了，图书管理员照样去催促教授。我和刘登云以及还有一个喜欢了解党史的上海籍同学屠宝迪，遇到的悉心关照是检索便利方面的指导；因为技术原因的限制（后来百度搜索的发明者当时也在读大学），我们本科生要自己找到一篇学术文献往往要耗上一个多小时。王明根教授是行业内知名的版本学家和目录学家，他的大脑也简直是近现代史学术论文的检索库。比如说我要知道百色起义或者是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最新研究成果，王明根教授就会马上告诉我在《广西师范学院文科学报》某年某期、以及中国革命史相关刊物上。
关于雷经天的革命功勋，也是王明根教授告诉我——毛泽东主席给雷经天写过信。那是在长征之后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了，雷经天作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审理一位叫黄克功的中级军事指挥员杀人刑事案；毛主席特地写了信给予了相当具体的司法指导。雷经天和高等法院在毛主席的指导下，严惩了黄克功；黄克功在被处以极刑前也听取了这封信的诵读并表示低头认罪。雷经天还对陕北群众做了大量的、必要的司法普及工作，使案件审理成为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著名案例！
不过在我大学三年级第二学期的一九八八年春季，毛主席给雷经天的信及其案件背景还是很神秘的党史文献资料、属于内参系列。所以，我从文科图书馆阅后回历史系的第六宿舍，告诉刘登云和屠宝迪时、他俩都很吃惊的。大学本科的学涯很快就结束了，刘登云和施显悦各自回了广西老家工作、屠宝迪则去了上海某区政府任职基层；为了生活他们都改行了，不会再关心党史研究以及雷经天前辈了。我因为得到了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继续深造的机会，硕士研究生的专业方向也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还有条件继续关注党和红军的革命艰辛。
一九八九年的冬季，我有幸认识了学术泰斗、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张仲礼教授；他是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权威，对太平天国运动以来的各省地方志还特别熟悉。他很得意地告诉我地方志极为重要，他的博士论文是在华盛顿大学完成的（后来成为学术名著《中国绅士》）；著作中关于近代士大夫阶层的收入和消费、交际等史料主要来自于各省地方志，而这些地方志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研究东方著称的高校图书馆居然很密集。他告诉了我早年精读各类广西地方志的情况，如太平天国起义、百色起义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民众生活背景，都足以证明民不聊生和官逼民反。关于百色起义，张仲礼先生很兴奋地告诉我——这个起义的核心领导人雷经天，就是一九五八年九月成立的上海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张仲礼先生还说，自己获得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后就努力争取回国，而第一个接待他的领导就是雷经天。
张仲礼到上海社科院工作后，就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单位。最初，他的部门是经济研究所，课题则是雷经天批准立项的上海民族资本企业的调研。张仲礼回国后早期的学术成果有荣家企业史、江南造船厂史等著名经济史权威著作，这是后话。关于雷经天在党史上及红军时期的革命功勋，张仲礼院长让我搞清楚后告诉他。这是我很感兴趣的课题，上海社科院图书馆给了我极大的便利。不过，最权威的成果则是集体努力的结晶——《走近雷经天》；不仅有光明、也还有曲折。
在书中，读者可以得知因为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给革命造成的损失，雷经天在百色起义后不久是被撤销领导职务的；在井冈山中央根据地还被怀疑，是周恩来做的担保、才有继续革命的“资格”。他是带着不公正的“结论”参加中央红军的长征的，但党性使然，他无怨无悔地参加了各类组织工作和火线上的战斗！
史诗般的著作《走近雷经天》，如实地记录：在八十五年前的秋季，中央红军被迫开始进行战略转移，雷经天当时却是没有职务、没有党籍的。他本是一九二五年入党的原红军将领，这么老的资历、却成为一个没有党籍的老兵，而且就一直维持着这个身份跟着部队打仗；而和他差不多资历的那些人中，很多都是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了。最初的长征途中，他是连队的文书；进入广西后，他又成为一名伙夫。后来有红军战友回忆雷经天——“每天背着一口沉甸甸的大铁锅跋山涉水、行军打仗、烧水做饭”。当长征的队伍途径桂北即他当年曾经战斗过的故土时，有地方干部劝他留下来就地革命；因为以他的才华随时随处可以干出一番大事业，何必“背着黑锅”呢。但雷经天不为所动，并考虑到他一走虽然自己不必背锅行军了，但其他背“黑锅”的同志就会受牵连、问题可能再也说不清楚。
他相信党中央，也相信“历史会还自己一个清白”。遵义会议后，他的境遇有所改善——调保卫局当侦察员。到达毛儿盖时红军有过短暂的停留，他被调入刘伯承任校长的红军大学（抗大前身）为文化教员。就在那里，雷经天结识了红军大学的政治教员、后来他的搭档——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首任党委书记李培南！
长征途中，雷经天还遇到了一个关键人物——他的老乡、也是百色起义时的战友莫文骅。莫文骅是后来的开国中将、装甲兵司令；他也出身书香门第，写了很多关于长征的回忆录，多次涉及到老领导雷经天的细节。在他的回忆中：雷经天善于化装、勤于调查、会讲方言、吃得起苦；善于和少数民族群众打交道的雷经天还有侦察员的天赋，征战路上经常要先去摸清敌情——皎平渡口就是一例。
长征史料显示：1935年4月，莫文骅任红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团长和政委分别是陈赓和宋任穷。4月29日，红色干部团进抵彝民地区，继而奉中央军委命令抢占皎平渡口，强渡金沙江。袭取皎平渡口，对红军的整个北进战略方针的完成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事关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侦察员雷经天摸清了这些情况——“敌人已占领其上、下游所有的渡口，扼守着对岸，而且已烧毁了岸边老百姓的船只，而后面还有十多万敌人兵分三路追来。如果不能夺取渡口，将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后果不堪设想”。由于事关重大，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于30日亲临干部团作战斗动员，并派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宋任穷率领干部团一个营及工兵等为先遣营先行出发，莫文骅和陈赓率领团直属队与一个步兵营、机炮连等紧随推进。红军干部团的勇士们，凭着长征磨炼出来的两只“铁脚板”，不顾疲劳，克服一切困难和险阻，强行军280余里崎岖山路，活捉敌人30多名，没收了厘金局盘剥群众的税款5000块大洋，顺利控制了皎平渡口。接着，他们打败了前来抢夺渡口的敌军一个营，开辟了挥师北上的前进道路。
后来，雷经天随毛主席的部队最先抵达陕北；并且在毛主席的关怀下，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为雷经天恢复了党籍和名誉，于是他从延安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在抗战时期的延安，雷经天先后担任过中央粮食部秘书、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法庭庭长、代理院长、院长等职务。他就是在法院院长岗位上，审理了党史上著名的、后来被拍摄成电影的“黄克功案件”；由此，也奠定了雷经天成为新中国法制建设元勋的历史地位。雷经天也参加了决定中国命运的解放战争，并率领两广纵队从山东战场打过黄河、打过长江，最后直接解放了家乡南宁及广西全境。
广西解放之后，雷经天就按中央决定转业，并先后成为广西政府以及中南法院的领导人。雷经天革命历程的最后一站在上海，他成为华东政法学院院长和上海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上海法学会首任会长。1959年8月11日，一代儒将雷经天病逝于上海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的岗位上，年仅55岁。这么多年来，雷经天一直被他昔日的红军战友及子女、法院系统同事和社科院学者们深深地怀念着。
本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推出《走近雷经天》之后，我一度认为已经功德圆满了。但是，今年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学历史特级教师却告诉我：现在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上已经没有雷经天和百色起义的相关介绍。这让我内心感到很不安，想起雷经天早年投笔从戎、在黄埔军校就是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参加了北伐和南昌起义、又是广州起义和百色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广州起义中还身负重伤、在长征途中也差点因饥寒而牺牲，怎么如今传播他的事迹这么困难？
于是，我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红色基因培育者——百年老校南洋中学（顾维钧和巴金的母校）陈宏观校长、民盟徐汇区委主委于东航（他也是徐汇教育局负责德育的调研员）等同志，一起议论这一我觉得不怎么合理的现象。我们深入探讨后一致认为：先烈的事迹必须得到积极传播、雷经天的故事必须有人来讲述。为了更好地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地做好徐汇海派德育的布局工作、并纪念百色起义九十周年和新中国诞生七十周年，经雷经天前辈的儿子雷炳坚先生首肯，我们计划在今年秋季即新学期于南洋中学设立“雷经天班”，直接让初中生们去寻找、去发现、去走近雷经天，去传播他的故事和情怀！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王泠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