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周刊记者 顾筝
采访对象：梅举 职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心胸外科主任
十年过去了，梅举的团队现在还一直在随访那第一例病人，就像他的导师——中国心脏瓣膜置换第一人蔡用之教授长期随访他的第一例接受心脏换瓣手术的病人一样。
“如果没有第一个病人，我们的想法只能存在于头脑中，永远无法完成从0到1的突破。所以我们觉得第一个病人很伟大。”
个个长期睡眠不足
偶尔，梅举还会陷入这样的梦境中。深夜正酣睡时，高音喇叭里传来门卫大爷的声音：“心胸外科梅举，病人有情况。”梅举一下子从床上起来，边穿衣服边冲去病房，可明明是很熟悉的路，他却怎么也走不过去，心急如焚，一下子就惊醒了。
有时情况稍微变一变，找到了去病房的路，但上台做手术的时候，一个动作怎么也做不到位，干着急，瞬间惊醒。
这早已不是现实情况，但却有过去的影子。
1984年，梅举进入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心胸外科工作。学科挑战性很强，每一次心脏手术都要在手术台上花费至少七八个小时，但受限于当时的医学技术和机器设备，手术的成功率并不高。
“心脏外科手术在当时是瞬间的生与死，我们肩上的责任很大。”年轻的心胸外科医生们在病人不能被救回来时感到深深的沮丧，但从来没有人想要放弃。“那时能进心胸外科，是非常光荣的事情，就像搞‘两弹一星’一样。”梅举和同事们不会垂头丧气，他们会去看当时能找到的所有研究资料，不断研究、改进，“我们看病总希望能把病人看好。”
几乎没有休息时间，仅有的一天休息天，早上8点和下午4点都要查房。年轻人想着去南京路去逛逛街，逛不了一两个小时就要赶回来了，得赶上下午的查房。他们住在医院的宿舍内，当时还没有电话，科室的电话打到门卫处，门外大爷就拿起喇叭喊：心胸外科某某，病人有情况。
“那时术后监护条件不好，晚上常有突发情况。以致其他科室的年轻医生提意见，说能不能让心胸外科的人住一楼，这样大爷去敲敲门就行，不用大喇叭叫，把整栋楼的人都吵醒。”即使没有被叫到名字，处在“风暴中心”的心胸外科医生一般都会起来，“紧急抢救的时候，大家想着多个人，多个帮手。”梅举回忆说。
除了去抢救，有的医生被分配到的任务是去找家属。家属都会在医院附近租房住，医生深夜依着留下的地址寻过去，把家属叫醒，告诉他们患者病情发生了变化，一群人再急急地往医院奔去。
深夜被叫醒的频率很高，为了不耽误，很多时候，梅举和他的同事们都不回宿舍睡觉，几个人挤在医院的一间小阁楼里，有什么事情，一叫就来了。
“即使睡得很熟，被叫醒后马上精神抖擞，迅速就能投入到抢救中，之后就一夜不睡了，第二天继续工作。”梅举所描述的场景和撰写了《打开一颗心》一书的英国心外科医生斯蒂芬·韦斯塔比所说的类似：“我们这些外科见习医生个个长期睡眠不足，不过说实话，睡觉也没多大意思，那是我们偶尔周末放假时才做的事。我们都是对肾上腺素上瘾的人，始终亢奋，始终渴望行动。”
等到2006年，梅举来到新华医院工作，他对科室医护人员的要求就是——通讯要畅通，要随叫随到。每个医护人员的手机和家庭电话都被记录在册，病人发生了紧急情况，值班医生就会打电话找相关医生。
“我最不愿听到的就是我们家里的电话铃声，特别是深夜，一响，就知道肯定是病房有事。”
现在“午夜铃声”的事情已越来越少，因为随着医学技术和器械设备的发展，心外科手术的成功率有大幅提高，而术后监护的设备和流程也在不断完善，一般情况下，患者在术后都相对稳定，不会有突发状况。
“记得1980年代的监护仪还是波兰产的，有一天晚上值班医生发现一位刚做了换瓣手术的病人的监护仪上的曲线突然抖动，当时他吓了一跳，因为抖动代表有室颤，于是赶紧去帮患者进行心脏按摩。按摩之后，监护仪上显示的曲线正常了。但过了一会，又出现抖动，再继续按摩。如此两三次后，他有点疑惑，不知道为什么总出现这样的情况。后来还是一位有经验的教授说：让我来听听，心脏有没有问题。老教授通过听诊器听出患者的心脏跳得很有劲，不像心电图所反映出来的状态。仔细排查了之后，才发现，患者的脚因为冷会不自觉地抖动，带动了夹在脚上的电线，影响了监护仪的结果。”梅举介绍说，当时监护设备还很落后，会影响患者的监护效果，而现在，这样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看病人健康出院，很有成就感
医学的发展，在于器械设备，也在于人。
梅举在还是一名年轻医生时，就充分感受到了这点。
“我们那时困惑于法洛四联症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手术成功率，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成功率很低。”来做法四手术的孩子大多已七八岁，不能通过手术让他们重获新生，对患儿的家庭是个重大打击，医生们心里也非常不好受。
1986年，长海医院邀请沈阳军区总医院的汪曾炜教授前来指导。他是我国著名心脏外科专家，曾攻克法洛四联症等13种疑难先天心脏病手术治疗方法，其中多种手术效果达国际领先水平。
梅举和同事们跟着汪教授学习，并不只是在手术台上学习而已，而是从手术前的检查、评估，到术中的各个环节，术后的监护，从头到尾有系统地进行观摩、学习。“其中确实有诀窍，我们在跟汪教授一次次做手术的过程中，掌握了其中的要领，渐渐的，我们开法四的成功率都能达到95%以上。”
医生的成就感来自于技术提升，救治的病人成功率越来越高。“看着病人一个个健康地出院，内心的成就感就渐渐出来了。心脏外科手术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有时病人入院时躺在床上一动都不能动，神志昏迷，死亡似乎就在眼前，但通过手术之后，神清气爽地出院了，就像脱胎换骨一般。”
“第一个病人很伟大”
在技术越来越娴熟之后，医生会思考创新。
几十年来，业界公认的最有效的房颤治疗手段，是杰姆斯·L·考克斯于1991年设计并发明的迷宫手术。2005年，美国辛辛那提的兰达尔·K·沃尔夫教授创造出新的术式：w olf-m ini-maze，使得外科对于肺静脉的隔离手术变得微创、简单、有效。
2009年8月，梅举在新华医院模仿做了第一例w olf-m ini-m aze手术，但总感觉创伤并不小，操作不顺手，消融线路不理想，之后的2个月，他一直都在脑海里琢磨，总感觉术式、效果还可以再改进。
在反复琢磨之下，他有了创新思路，可以将原来需要在两侧体表打6个洞的术式，改变为左后背部的3孔手术。从这个手术入路进入术野，术者将直接面对左心房后壁和肺静脉，对于左房后壁及左右肺静脉的消融手术可以说是一切尽在掌握。
有了创新方法，还要有敢于吃螃蟹的病人。
“并不是所有病人都愿意做第一个病人，但如果没有第一个病人，我们的想法只能存在于头脑中，永远无法完成从0到1的突破。所以我们觉得第一个病人很伟大。”梅举房颤创新方法的第一例病人是名50多岁的男性，房颤一直发作，来到新华医院心胸外科治疗的时候，梅举向他介绍，现在可以有一种线路做得更好，效果更好的微创手法，他是否愿意试试。“病人很信任我，他愿意试一试。”
梅举为这第一例创新手术足足做了两周准备，考虑了各种突发状况及处理方案。手术时间也很长，从上午九点开到了下午2点。“每个步骤我们做得都很细心，对待这第一例病人，我们非常慎重。”手术很成功，患者6天后出院了。之后，有了第二例、第三例……梅举也因此获得美国微创心胸外科协会2013年度大奖，2016年《中国心血管病研究》刊登的文章正式把这一术式以“梅氏手术”命名。
梅举的团队现在还一直在随访那第一例病人，就像他的导师——中国心脏瓣膜置换第一人蔡用之教授长期随访他的第一例接受心脏换瓣手术的病人一样。
“蔡教授做第一例心脏瓣膜手术是在1965年，后来一直进行随访，直到1990年代患者因肿瘤去世。患者的名字我们都记得很清楚，因为蔡教授常常提到，每一年年三十晚上吃饭，蔡教授第一杯酒都是用来敬病人的。他说：我们医生的经验都要感谢病人。”
在大洋彼岸的韦斯塔比医生也是这么形容最早接受他的人工心脏植入手术的病人的：“我们从埃布尔和拉尔夫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是先驱者，是最早‘终身’携带人工心脏的病人……他们帮助我们创造了一件新生事物。”
梅举
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和博士后工作站导师。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新华医院心胸外科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医师奖（金刀奖）获得者，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
从事心胸外科的临床与基础研究30余年，在国际上独创梅氏微创房颤手术和微创二尖瓣手术同期双极钳消融房颤手术术式，在国内首创微创多支冠状动脉搭桥术，创新性开展了微创二尖瓣修复技术，是国内最早开展主动脉瓣经股动脉或心尖部介入治疗、大血管病杂交手术、复杂先心病单心室改良TCPC手术的专家之一。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顾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