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周刊记者 韩小妮
那个年代，上海人形容自己的居住为“螺丝壳里做道场”。
摄影师周明探访了上千户普通家庭，拍摄“住房难”，他说：“我拍住房困难，本意不想把人们拍得苦哈哈的。生活总归是不如意的，蜗居久了也能习惯。他们用生活的智慧抵消了物质的欠缺和空间的局促。”
探访上千户家庭，拍摄“住房难”
2015年，周明和摄影学者林路在外滩美术馆就“90年代上海摄影的底蕴”这一话题进行了一次对谈。在这次讲座上，周明展示了一组他在1992年-1996年期间拍摄的、反映当时上海人居住状况的照片。
其中，甚至有张照片是周明去林路家做客时随手拍下的，林路自己都忘了。
那时，林路住在太原路上的一个石库门弄堂里。他是在一间小阁楼里结的婚。
照片上，阁楼的空间有些紧迫，屋顶倾斜下来，最矮的地方人很难站直身子。但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林路正在打无绳电话，而他的女儿正在一旁操作一台电脑。无绳电话和电脑，在90年代可都是新鲜事物。
这或许是当时很多上海人生活状态的写照：居住环境是那样的窘迫，但上海人依旧对新鲜时髦的事物抱有热情和好奇。
那时，周明正在为自己的“住房难”摄影专题搜集素材。在大约五年的时间里，他跑遍上海的中心城区，探访了上千户普通家庭。
每走进一户人家拍摄，周明都会记录下这个家庭的基本情况，包括住址、户主姓名、居住面积、住房实际困难等等，写在手工冲洗的样片背后。这些资料真实地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上海人“蜗居”的现实状况。
可惜的是，一家杂志社借去了样片，却不慎弄丢了。没有备份过的文字资料就这样随着样片一同遗失。
失去了如实记载的文字，这组纪实摄影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打了些折扣。周明将底片束之高阁，要不是为了外滩美术馆的那次讲座，他已经很多年没有翻看过它们了。
然而当这些照片出现在大屏幕上的时候，画面本身就有一种无声的力量。看到台下热切的反应和眼神，周明这才决定把这批“雪藏”了二十年的照片重新拿出来。
最终，周明整理出了600多张照片，这个专题后来被命名为“上海蜗居”。
上海人的“里子”
起意拍摄“上海蜗居”，和周明的个人经历有关。
他在上海生活了四十多年，却并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因为父母在部队工作的关系，1960年，周明出生在西安。随后，又相继在无锡、东北、北京等地生活过。一直到1975年，他15岁的时候，才跟随家人来到母亲的家乡上海定居。
“如果现在你问我是哪里人，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上海人。”周明说。
“但是刚来上海的时候，人家问我：你哪儿人啊？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到底是哪儿人啊？没法说。”
童年时四处迁居的经历，使得周明能够用较为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上海人的居住状况。
刚刚搬到上海来的时候，由于父母的房子还没有分到，一家人在大沽路上的外公家寄居了一两年时间。
“外公家住石库门房子。上海典型的民居是怎么回事情，我一下子就感受到了。”周明说，“什么灶披间啰、晒台啰、天井啰，这些词以前都没有接触过。”
“石库门里七十二家房客，邻里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既是经常要闹矛盾，但是大家又互相关心。这个感触就非常深。”
不过很快，周明家的四口人就分到了虹口区多伦路上的两室户房子。“按照当时上海住房的平均水平来看，我们的幸福感是蛮强的。”他说。
以一个“非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的眼光来看上海，周明能够明显地感受到上海人居住条件的窘迫。
尤其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海的人口发生了急剧的膨胀。一方面，大批知青返沪，50年代高峰期出生人口进入婚育年龄；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来沪打工的外来人员逐渐增多。
这样一来，给上海的住房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1985年，上海市区180万住户中，按国家部颁标准统计竟有89.98万户困难户，几占市区住户一半。
其中，人均居住面积低于4平方米的拥挤户有21.6万户。
1986年，上海市区人均居住面积仅为5平方米。
周明是从1985年开始摄影创作的。刚开始也学着别人拍摄花草风景，但上海少年宫举办的一次法国报道摄影先驱布列松的摄影展，深深地改变了他。
“展览办得很朴素，但那一百多幅拍自世界各地的人文纪实作品，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原来摄影的功能是这样的，可以把现实和历史，主观和客观，技术和艺术结合得这样有血有肉。”
受布列松的影响，周明决定拍摄上海老百姓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的生活。在广泛街拍之余，他确立了两个拍摄主题，一个是“南京路”，还有一个就是“住房难”。
“我觉得它们一个是上海人的‘面子’，一个是上海人的‘里子’。”他说，“恐怕这也是全国人民对上海的直观印象。”
“当时，全国人民对上海人是‘既爱又恨’的。所谓的‘恨’，就是觉得上海人有种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处事为人小家子气。上海人怎么会具有这样的气质呢？我认为跟居住环境是有关系的。”
那个年代，上海人形容自己的居住为“螺丝壳里做道场”——特殊的生存条件让上海人变成了利用住房空间的魔术师，摆平错综复杂人际关系的“滑头”，以及在局促物质条件下展现高雅精明、世故能干外貌的高手。
“他家困难吗？你到我家去看看”
从1992年到1996年，周明拍摄那些普通到常被人忽视的上海人家，照片难以计数。这些家庭与他素不相识，也都没有事先预约，大多是刻意“偶遇”和“贸然”采访到的。
“90年代初的上海不像现在，很多人家门是开着的，人就坐在弄堂里。所以，你很容易跟人接触。”周明回忆说。
走进这些弄堂的时候，他只带一个很小的包，三脚架、闪光灯都不带，完全看不出是搞摄影的样子。一开始用的是稍大一点的单反相机，后来改用莱卡，更加轻便小巧，不引人注目。
由于家里的空间过分局促，很多事情都要在弄堂里完成。“拣菜啊，洗衣服啊，修个自行车啊，理个发啊……夏天的时候，人们摇把扇子，有时弄杯小老酒吃吃。”
周明跑过去搭讪。“三聊两聊，人家就会说起家里的情况。然后我就趁机说：‘能不能到你家去看看？’人家讲：‘行啊行啊，走走走！’等进去以后，我就把照相机摸出来了。”
也许是因为弄堂里本就没有隐私，面对照相机的镜头，大多数人甚至想不到拒绝。“我在拍摄当中很少遇到阻力。”周明说，“婉言谢绝的当然也有。但是从来不会发生纠纷，或者被人轰出来。”
因为家门都敞开着，一听说有个“拍照片的”在谁家，邻居们都会跑去张望。常常还会有人不服气：“你拍他家，他家困难什么？你到我家去看看，我比他家困难得多！”于是，周明就接着再去另一家看看。
当时，他对拍摄的标准是有设定的：人均居住面积必须在4平方米以下。
“4平方米是什么概念？就是现在标准家居一个卫生间那么大。”他说，“有时，为了核实对方的说法，我甚至会要求看一下户口本和房票簿。”
房子一小，每一寸空间都要“榨干”。往往头顶是阁楼、脚下是地铺，满目杂物，没有回旋空间。但拍摄对象面对镜头全无忸怩与排斥，显得既生活又自然。
周明说：“我拍住房困难，本意不想把人们拍得苦哈哈的。生活总归是不如意的，蜗居久了也能习惯。他们用生活的智慧抵消了物质的欠缺和空间的局促。”
尽管人为的阻力不多，但拍摄现场的环境限制却经常难住他。“有相当一部分家庭很值得拍，但我却拍不好。有的是室内太过狭小根本没地方站；有的是镜头不够广，拍不出那里的全景；还有的是因为幽暗的房间里，仅有一盏几瓦的小日光灯照明，暗到胶片根本无法正常感光。”
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周明记得，在拍摄北京路、四川路交界处的一个大楼时，有对结婚一年多的小夫妻，和新娘的母亲同住一间房间。一张宽大的双人床，地上再打个地铺，就几乎占满了屋里全部的空间。
当时，周明随口问了句：“你们将来有了孩子怎么办？”
小伙子的回答让他至今记忆犹新：“现在的问题是怎么生孩子？”
那时，常有人问周明：“你拍这些照片做什么？”
周明回答说：“我觉得阿拉上海人蛮作孽的，但是不会永远这样。这一定会成为历史，我应该把它记录下来。”
也有很多人寄希望于他:“侬帮我去反映反映。”他只好老老实实告诉他们：“我倒是真没地方去反映。”
90年代后期，随着城市的飞速发展和住房改革制度的深化，上海人的居住条件逐步得到了改善。2017年，上海常住人口的人均居住面积达到了18平方米，住房困难户的标准划到了人均7平方米。
所幸的是，历史的那一页早已被翻过。
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些二十年前的真实画面时，谁又能够若无其事漫不经心呢？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韩小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