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举办退役仪式的犹豫其实是很符合他性格的一种反应。
让我们回到他职业生涯中和申花相关的两个具体时刻：2015年加盟的发布会上，他眼眶红了；4年后的退役仪式上，他差点哭出来，但还是忍住了。他努力了又努力、终究没有在人前流下的眼泪，也许是对于这名球员性格中克制和分寸感的那一面最好的诠释。
“人生就是靠装。”
这话是孙继海当年跟他们说的，他在曼城的时候，当时的主教练埃里克森在聊天中就这样告诫自己队员，“一定要装”。
“其实想想是有道理的，每个人都想为所欲为，这是人的动物天性决定的，但作为文明的产物，你又一定要维持自己的公众形象。慢慢这种努力就成了一种习惯，一种人生而在世行为处事的准则。它变成你心里坚守的某个信条，不能逾越的一道底线。”
在如今这支申花队里，王赟反而成了上海球员中的另类。他聪明、冷静，善于审时度势，不轻易激动、听任自己的理智被情绪吞噬。这是一代又一代的上海人在岁月流逝中积累起来的形象，在其他地方的人们看来，上海人其实就应该是王赟所代表的：他们小心翼翼地经营自己的形象和生活，但绝不以损害别人利益为前提。
他也有过年少轻狂的曾经吧，王赟？那是一定的。至今人们还时常提起发生在2002年10月亚青赛期间的“拜金四少”事件，可以被视为他整个人生的转折点。一个19岁的小孩，敢于在输球后代表全队向主帅的战术打法提建议！此后的背锅和挨整在这个强调长幼尊卑的世界似乎也成了一种必然。这事给他带来什么直接的影响呢？沈丹青脱口而出，“一夜白头！”
他们是事情发生后的两个月、也就是2002年12月在一次朋友聚会中相识的，因此严格来说，她并没有见证王赟一夜白头的过程。“我刚认识他的时候心想，这人怎么这么怪的啦，年纪轻轻都是白头发。”有沪上记者在当年的报道中写，王赟回到上海以后，大家在体育场看到他，惊讶地发现他冒出好多白发。
“这个挫折就像其他几乎所有的挫折，后来再看都不是坏事，我至少是在一个很早的年纪就学会了收敛自己的轻狂。从长远看，性格的塑造才是更宝贵的，更能给你带来长久益处的，如同打上的烙印，永远不会磨灭。其他的，都只是暂时的。”
前两年，王赟参加D级教练班培训碰到当年的国青主帅王宝山，主动和后者打了招呼。“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东西都放下了。”
每个人都是在其个性力量和命运偶然的塑造下，成为他应该和必须成为的人。因此，今日我们所看到的王赟，其实是经过了17年职业生涯的洗练和打磨而成就的一个人。
在申花所有的球员里，门将李帅和他是最接近于完成的人。前者用幽默对抗这个世界的荒谬，王赟的温煦谦和则散发出一种安静的力量，这让他在人群中不会被忽视。他们都是经历过并且善于从经历中自省的人，而学会自省可能是一个人迎接中年到来的最好方式。
“我不是老好人”
长期以来，外界对于王赟形成一种共识：这是一个好人。
他很排斥这个说法，“我不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如果这里的‘好人’指的是‘老好人’的话。我有自己的性格，我也有自己的原则。很多人不会拒绝，不会说‘不’，这样是很累的。”他更愿意强调自己是一个“克制”和“包容”的人，但它们常常被人们和“隐忍”混淆，尤其是在他职业生涯的尾声，他被当成了“没有脾气的那一个”。
经过“拜金四少”事件，王赟性格里那种张扬的少年意气就此被打压下去了。很多年以后，越来越多的细节浮出水面，历史终还四名球员以清白，足协当年调查此事的专员张健强也在2010年掀起的反赌扫黑中落网。他在这次事件中扮演的丑陋角色在于逼迫这四名球员为自己没有做过的事“认罪”。太晚了，这些球员的人生轨迹已经被永远改变了，“四少”之一的华尔康在事发不久后就心灰意冷地结束了自己的足球生涯。时至今日，他们都没有得到过一句道歉，无论来自足协还是王宝山。
在很长时间里，王赟顶着“拜金”的“罪名”生活、踢球，他尽量低调，但骨子里还是有叛逆的一面，他选择用其他方式表达自我。“在西安，我留长头发。还烫过，挑染了几搓白头发。”即使现在看，他仍觉得自己“还蛮帅的。”太太沈丹青回忆，“那时候我们都跟他说他留长头发真的不好看，他不相信，自认为很帅。”
2012年赛季开始前，他在康桥基地的热身赛上出乎意料地和申花队员扭打在一处，这事后来也常被他用来证明自己“是有脾气的”。
在很多现场目击者的记忆里，这场比赛是带有一点超现实色彩的。那场群殴规模之大，导致当时中超最大牌的外援阿内尔卡站在场上看呆了，而申花教练席上站着的曾经拿过欧洲冠军的蒂加纳气得双脚跳。望着球场上的一片乱战，阿内尔卡的二哥克劳德则气定神闲地站在看台包厢里侃侃而谈，“尼可新赛季可以进20球！”
三年后，当时参与混战的那些申花球员先后离去，而王赟来了。“我刚到申花，和有些老队员也有过不开心。我从小踢球因为喜欢盘带，一直被人家踢，但我也从来不怕挨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彼此尊重，大家都是职业球员，你是无意还是故意，大家都懂。我这个人很讲原则，如果你是存心踢我，我也不会很好说话的，这就是从小性格里养成的东西。”他指出，“所以你看，其实我的脾气一直都在的。”
和很多上海足坛响当当的名字一样，这也是一个从弄堂里走出来的球员。对于王赟而言，他曾经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住进公房。
他人生中第一套比较像样的住房是在2002年和申花打完第二场德比后买的，那场比赛里，他梅开二度帮助球队3比0大胜。为了奖励队员，中远俱乐部发放200万赢球奖，王赟拿到12万。赛季结束他用这笔奖金加上职业生涯第一年赚的薪水和其他赢球奖给家人买了套房子，“66万，印象老深的。”他说，父母当年为了筹措送他去巴西的费用卖了新分的住房，这是他理应报答他们的。
弄堂生活孕育了上海人性格中十分坚韧的一面，这种韧性根植于长期同局促的生活条件所作的种种艰苦斗争中，他们为了最大程度地维持体面可以做任何努力。这种性格平时隐藏在上海人看似绵软的外表之下，然而当出现挑战的时候，性格里深藏的东西就立刻被激发出来了。
最有说服力的事例是王赟在大连实德这一年，2011年，他鲜有出场机会，从核心球员沦为在一场比赛中被主帅换上又换下的替补。不止一名球员曾经吐露过这种经历给他们造成的心理阴影，但这种耻辱通常发生在球员职业生涯的早期，当时王赟已经28岁了。
“很多人面对挫折自暴自弃，但这年我是一下子想通，越这样越要努力，等机会再出现的时候就能把握住。我的性格里面有一种很坚毅的东西，这一年是我练得最艰苦的一年。我知道自己是替补，甚至有时候都不给我报名，但我就是要逼自己多跑，多抢。我相信，总归有用的！”
17年的故事，说不完的；17年的经验，他要留着慢慢传给申花队里的年轻人。有过一些闪闪发光的牛X时刻，会一直刻在他记忆里；再难以消化的失利的苦涩，时间久了也就淡化成一场普通的比赛。人生就是越往下走，一颗心越释然。
申花为王赟举行完退役仪式，太太沈丹青回到家看电视重播，“我不敢看，汗毛都竖起来，觉得自己怎么这么胖。”王赟笑她，“别人看过就忘记了，最在乎的人是你自己呀。只有你会纠结自己看上去胖啊，采访的时候话没有说好。”
这话有一半他也是对自己说的，“我后来才明白，很多时候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没有你也一样的。”从2002年的亚青赛事件，到2006年的国家队乌龙后永不获招，再往后又被大连实德雪藏……如果他曾经觉得自己不可或缺，这很可能只是一个幻觉，因为现实一次次对他作出了再明确不过的嘲弄。
想到这里，他再一次坚信，自己退役的决定没有做错。
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换一种方式去对待了。
“他们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所以年轻教练的优势就体现在这里，他们接受球员反馈的能力肯定相对较强。”王赟正迈出通往职业教练的第一步，他想得很多。“我不一定认同你的想法，也不会反对你选择的权力，我会给你一个正确的引导。我不逼你去做什么，也不会告诉你不应该做什么。我会把这样做或者不这样做的结果分析给你听，然后由你自己作出选择。”
走下训练场，生活中的另一个年轻人同样需要他的关心——已经十岁出头的儿子王子奥。正急速进入自己的青春期，他身上越来越强的自我意识正在觉醒。沈丹青注意到，“退役仪式那天，儿子去虹口的一路神情严肃，看向窗外。”后来他坦白，自己知道要接受采访，“万一我没讲好，会影响以后的足球生涯的！”
他正在接受正规的足球训练，未来，王子奥希望成为像父亲那样的球员，也许比父亲更出色。对于这个少年而言，王赟的存在是一个伟岸的阴影。“他不跟我讲，但他跟他妈妈讲，想换球衣号码。”王赟说，“因为我穿20号，所以他不管到哪里，自然而然也都给他20号，但对他而言，这个号码可能造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他崇拜自己的爸爸，但他更想实现一种超越。”而身披20号球衣这件事让他模糊地意识到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唯一性被削弱，沈丹青说，王赟或许更应该和儿子沟通沟通了。
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沈坤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