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级首席记者孙立梅
“你的梦想是什么？”
“身家过亿。”
“怎么才能赚到那么多钱啊？”
“踢球。”
2017年夏天，在上海三林一间低矮暗沉的廉价出租房里，宋金、宋洋父子面对面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忽然间就冒出来这么一段关于“梦想”的对话。
一年之后，这段对话，被原原本本地呈现在正在上映的现实题材电影《生活万岁》当中。
从贵州安顺来上海务工的“蜘蛛人”宋金，和他热爱足球的儿子宋洋，是该片奔赴全国各地拍摄的14组普通百姓当中的一组。
负责拍摄宋金父子的副导演张祎告诉记者，这段看似不像父子之间普通闲聊的对话，并不是出自剧组的设计，“父亲这么问的时候，挺让我们吃惊的，但更让我吃惊的是儿子的回答。男孩崇拜内马尔，我们还以为他会说梦想是成为内马尔那样的球星之类的呢。”
片中，在金茂大厦宋金的工作场所，少年宋洋告诉爸爸：“将来我好好踢球，挣钱给你在这儿（陆家嘴）买套房子。”
宋金现在在老家办事，准备春节后再回上海。他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谈到儿子的宏愿：“他能这么说，我就感到很高兴，实现不实现的，那是另外一说了。我觉得我儿子很听话，很孝顺。”
16岁的宋洋还在上海踢球。记者问他：“你现在还想着要给爸爸在上海买一套房子吗？”
宋洋说：“改了。”
“改成什么了？”
“我想买两套。”
选择宋金，是因为“他很真诚，很干净”
早在《生活万岁》的创意阶段，导演程工心目中的“必拍”对象之一，就是上海的“蜘蛛人”。副导演张祎告诉记者：“绝大部分‘蜘蛛人’都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在上海最高的地方工作，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比上海最有钱的、最成功的人站得都高，看得都远。但他们的身份又是如此普通，他们跟高楼大厦内部的一切，横亘着那层厚厚的玻璃。”
为了寻找合适的“蜘蛛人”，剧组通过复杂的正规流程，找到上海金茂大厦，因为金茂有自己的玻璃外墙清洗团队。金茂方面推荐了两三个人选，剧组最终选择了宋金。
选择宋金的原因很简单。“我们觉得他很可爱，很真诚，很干净，这其实一直是我们选择人物的标准。所谓干净，就是他没有那么多的私心杂念，是个非常朴实又有点害羞的人。”
寡言少语的宋金接受了剧组的拍摄要求，他唯一的顾虑就是担心自己没什么文化，“怕说不出什么能让人家觉得好听的话来”。
而宋洋对自己的出镜则毫无压力，“我无所谓。我的那些同学、朋友，都知道我的家庭是什么样的。”
宋金1977年出生在贵州省安顺市辖下的山村，是五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四。小时候宋金调皮，最爱干的事情就是跟小伙伴们跑出去玩。父母无暇顾及每个小孩，再加上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好，读到小学六年级，宋金就辍学了。“没文化”，至今也是宋金心中的一大遗憾。
15岁那年，宋金就跟同村的男孩到广州打工，他一度在石场工作，体力消耗很大。老乡们也会经常交流在各地打工的其他同乡的信息，其中就有在上海打工的老乡说自己在上海做一种叫做“洗墙”的工作，每个月收入五六百元。“那是二十多年前，每个月五六百元在老家来说，算是非常高的收入了。那时候就感觉在上海有很多活可以干，我又没到过上海，觉得去看看也挺好的，就跟着比我年长的兄弟们到了上海。”
1998年，上海，因为找不到其他工作，宋金跟着做“蜘蛛人”的老乡入行，一做就是20年。
单亲爸爸坚持将儿子接到上海读书
最近这两年，宋金都在金茂大厦上班。天气好的时候，需要做日常清洗工作；天气不好，或者风大的时候，需要值班，确保外墙面安全。平均下来，宋金每周上班6天。
在这种做六休一、甚至以前还要更忙的节奏里，宋金带大了儿子宋洋。
宋洋5岁的时候，宋金离婚，他在上海工作，只能将儿子托付给老家的父母抚养。小时候还好，等到宋洋开始上学，爷爷奶奶不知道该怎么管了。“宋洋在老家上过一年小学，但学习成绩不好。我们农村小孩是走路上学的，我家离学校将近两公里。我在上海工作，经常接到父母电话，说他学习不好啦、书包又掉啦、书本又没啦，每次我都很难过。爷爷奶奶带总归没法管得很好，很宠他。我就想到能不能克服一下，自己带在身边，毕竟上海这边的教育条件好。”
出门在外、一直遗憾自己“没文化”的宋金，下定决心将儿子带到上海，从一年级开始，从头学起。
对单亲又全职的宋金来说，每天按时接送儿子是非常困难的事。尤其是放学，老师需要看到家长来接，才会放小朋友出来。宋金就告诉儿子，如果自己赶不到，别急，在学校等着就行。偶尔遇到太忙的时候，宋金只能提前跟儿子打招呼，让他跟其他同学和家长一起“混”出来，自己回家。
宋金当时租的房子，离学校走路需要10分钟，宋洋很快就适应了一个人放学走回家。但到二年级的时候，宋洋不小心在路上摔了一跤，眼角裂开一个口子。宋金说“自己当时心里真不是滋味”。
宋洋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学校足球队的教练打电话给宋金说：“你儿子踢球很好，很有天分，但是要加强练习。”宋金本来就发愁没法及时接儿子放学，看到儿子又喜欢足球，就顺理成章地让儿子参加了足球队，每天放学后一边练球一边等爸爸来接。为此，宋金每个月额外支付两三百元的费用。
之前宋金对足球一无所知，直到儿子喜欢上足球，他才偶尔跟着一起看场比赛。宋洋最早是守门员，到了五年级，身高成了问题。教练问宋洋：你怎么长不高呀？那你爸爸多高呀？
问下来，宋金只有1.65米。教练觉得宋洋估计也“长不出来”了，继续守门不合适，就让他开始改练其他位置。
听到教练这么说，宋金也有点为儿子的身高着急，一心想着如何加强营养。十年来，宋金下班后的生活，就是给儿子烧饭、洗衣服、聊天、看电视。现在，宋洋已经是身高1.77米的大小伙子了。
职业病加重也只能“再坚持几年”
从1998年入行，宋金周围的“蜘蛛人”同行，换了一批又一批。有的觉得这个行业太辛苦，干了几年就不干了；有的是看到其他同行出了意外，吓得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干下去；有的转到了其他相关行业，偶尔还会跟宋金打打交道。
从当年的“小宋”到现在的“老宋”，宋金已经成为上海最资深、工作年限最长的“蜘蛛人”之一。
与工作年限相伴而来的，是越来越严重的职业病。
宋金这次离开上海，主要原因就是腰不好，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越来越严重，无奈只能暂时回老家休息一段时间。
宋金曾经的同行当中，有不少转行去做了安全员，但宋金说这条路对自己来说行不通。“当安全员，要先去学习、考试。我这小学文化水平，记忆力也不是很好，让我做现场管理没问题，让我去学习和考试，那确实就不太好搞。”
令宋金特别遗憾的是，宋洋跟他小时候差不多，对学习也不是特别上心。2017年，宋洋初中毕业后以体育生身份，考入上海信息工商学校。学校是寄宿制，宋洋每半个月回家一次，在学校的时间，主要就是练球，“一天两练，上午下午，各两三个小时”。
像在影片中那样，每次宋洋回家，宋金就忍不住念叨几句。“我们出门在外的都知道，没文化是很吃辛苦的，说话、写点东西，都不行。我是希望儿子能多看点书，别像我这样吃没文化的亏。但我感觉他不太听得进去。当然他也很辛苦，我也知道训练是很苦的，成不成才的另外说。我也跟自己说，随他去吧，他现在大了，讲他讲多了，我也不开心，他也不开心。”
宋金这次回去，还有另外一个计划。他跟同村的几个朋友合作，贷了一笔款子，承包了村里的一片荒山。如果荒山种植能够成功，他就准备回老家发展。“毕竟儿子也大了，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我们这个行业，春夏秋冬日晒雨淋的，也不是很容易。”
但那将是几年之后的事。宋金说，明年他还是得回来，“不干不行啊，儿子要花钱，要赚钱还贷款。”
在大银幕上看到自己和儿子，更多的是感动
在上海，除去交金，算上加班费用，宋金每个月的收入是8000元左右。
房租千元，宋洋每个月的生活费1200元，每学期的学费两千多元，各种训练和离沪踢比赛的费用不等，再加上各种生活开销，七七八八算下来，每个月能剩下来的钱，并不多。
就在前几天，宋洋要去重庆踢比赛，来回一千多元的机票需要自理，“我微信里跟我爸说了，他二话不说就转账给我。”
这可能就是一个不善言辞的父亲，用以表达对儿子的爱的方式。
《生活万岁》中有一段父子俩互相给对方搓背的镜头，非常感人。但私下里说起儿子，宋金还有一点小遗憾：“好像他大了之后，没有小时候那么爱跟我说话了。”
宋洋也说：“我们两个在家的时候很少说话。但是，我觉得我很听话啊，在同龄人当中我算是很听话的小孩了。”为了让宋洋多说几句话，在拍摄的几天当中，《生活万岁》剧组的摄影和制片空下来就跟宋洋打网游，迅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宋金已经看过影片。在大银幕上看到自己和儿子，他说总归有一点吃惊，当然更多的还是感动。“不管是看到自己的，还是看到别人的故事，都有种感动。特别是那些眼睛不好的、生病的、还有只教几个孩子的老师，肯定会产生有一种同情的心（理）。”
宋洋因为在学校还没机会看，倒是宋金在上海的很多朋友看过影片之后，纷纷发消息给他。“大家都说：你一个人真是不容易。其实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是同情我的。我怎么说？我说反正也就是那样吧，这是我自己的命运，无所谓了。有时候感觉到人家在夸奖我，我就只说还可以、还可以，也不会很自豪地说我很厉害什么的。总归儿子生下来，要对他负责。接下去他能怎样，就没法说了。”
在上海，宋金父子得到过很多善良人士的帮助。宋金说，如果有朝一日离开上海，他最留恋的除了上海的繁华，就是上海的“文明”。“我在上海遇到很多对我们好的人。我以前的老板是上海人，对我们非常关心，到我家来玩过，现在我们还有联系。他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平常讲话之类的，都很好，在我经济困难的时候也支持过我，我一直记着这些。”
宋洋没有爸爸考虑的那么多，他对自己的未来规划非常简单：“我会留在上海，跟着足球走。我现在就是想踢足球，踢到三四十岁就不踢了，退役，然后当教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所谓“困境”
很多看过《生活万岁》的观众都称赞说，该片“讲的是身处困境当中的人，他们在困境当中的动作和信念”，但作为片中人之一，宋金显然并不喜欢“困境”这个词。“相比那些病的、盲的，我们这样的，怎么好说是处于困境？人家都比我们更不容易。”
观众对影片给出的热情洋溢的反馈，有点令宋金始料未及，“这也没什么呀。”这句话，他说过好几次。
宋金说：“我只是觉得，在这个社会上，人总要想办法生活下去，那就可以了。我没有说要去攀比什么，人家有多少钱、有多少房子，那跟我没关系，我也不去想那些。我们村里也有几千万元身家的人，有的还是我的同学，我觉得人家跟我不一样，处不来，那我就不去相处。你看不看得起我是另一回事，我肯定不会去跟你说什么好话。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生活万岁》的14组拍摄对象中，张祎负责了9组，除了宋金父子，还有深圳的单车猎人、广州的炒螺明、荆州的盲人夫妇、大兴安岭的护林员等。
就个人来说，张祎也并不完全认可“片中呈现的都是困境中的普通人”或者类似的说法。“在拍摄的过程中，我确实有时候感到挺心塞的，这种感觉跟现在观众的感觉应该差不多，就是他们怎么活得那么不容易呀。但我后来想明白了，所谓困境，其实就是一种生活的常态。我们可能某些时刻过得挺好，有健康的身体，体面的生活。但有些时候，或者在其他方面，未必就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所谓‘困境’，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失恋，我们会跟朋友同事吵架，我们自己或者家人会生病，我们会因为忙于工作背井离乡而无法照顾父母……只要你还活着，你就不可能避开各种各样的不如意。只不过我们要思考，有一天如果跌落到泥沼里，那我们该如何面对生活。”
张祎特别指出，剧组在拍摄每一组对象的时候，都采用了平视的视角。“这是程工导演严格要求的一点。我们不想呈现某种上帝视角，甚至我也并不觉得观众一定要看到掉眼泪，如果他们觉得：哦，他们生活得这么辛苦，还这么乐观，那是不是我遇到难事的时候也能熬过去？有这种想法，我其实会更高兴。”
说起整个拍摄过程对个人的影响，张祎说，并没有特别本质的触动，如果有，那应该是对人对事更加宽容了。
至于这部影片对自己和儿子的影响，宋金说得很直白：“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能有什么影响呢？”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孙立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