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记者 顾文俊安倍访华大约是一个月前的事情，那几天对很多观察者来说都觉得有些突然。安倍来了，他带来了什么？安倍走了，中日关系接下来会怎么样？中国人怀有这样的疑问，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对日本政府和安倍首相持有“听其言还须观其行”的态度。近日，中国社科院吕耀东研究员著文详解《安倍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及其限度》，文章认为，安倍政府调整对华政策,是在综合国内执政党联盟、经济界建议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局势后的外交决策,仍然存在局限性。作为日本外交决策主导者,安倍秉持的对华“两面下注”政策并未放弃,只是适度调整对华强硬立场,采取“协调主义”应对中日关系，很难断言日本政府在对华关系上不犹豫、不退步,两国关系仍然存在反复的可能。
《顾问》本期访谈嘉宾：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日本外交研究室主任 吕耀东
单从自身利益出发不叫诚意
顾问：您当时对安倍访华的意义和效果有过什么样的期待？
吕耀东：安倍来访对缓和中日关系确实是有作用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问题是，他带来了什么，有没有带来诚意？这是我们最在乎的。如果他坚持四个政治文件，坚持四点原则共识，那么，我们是欢迎的；但是，假如他本质上只是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却没有从双边利益出发，对此，我们要打一个问号。关键是要看他的访问成果是否对双边有益、是否具有建设性。但从其表现来看，更多还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他当时只谈到了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在其它问题上都避而不谈，在落实四点原则共识的问题上也没有认真去谈。
顾问：我们现在从官方到民间都认为中日关系正在回暖，但是，两国到底有没有找到长期共同利益和关切点？中日能否告别“政冷”，何时才能见分晓？
吕耀东：一定要注意到，结构性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缓和，在历史、台湾、钓鱼岛甚至南海问题上，日方都没有任何迹象愿意与中方缓和。我们国家领导人明确提出要重视四个政治文件、全面落实四个原则共识，但我们看安倍的回应并非是这样的表述，他采取了避实就虚的态度，更多谈的是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在安倍结束访华后没几天，他的内阁阁僚就对外表示，“一带一路”与第三方市场并无关联，可见其政府并不承认在“一带一路”框架之下开展合作，也再次证明他其实是站在自身利益的角度看待中日关系改善。所以，经济领域的回暖能不能扩展到政治领域？我觉得还是困难重重。甚至在经济领域，我们也尚未看到日方真正的诚意。在涉及地区共同利益、和平稳定的层面，安倍没有给出建设性的回应，日美同盟反而是在进一步强化，继续充当东亚和平稳定的破坏者、不确定因素的制造者。
勿以协调主义规范中日关系
顾问：您在最近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就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及其限度提到，从竞争到“协调”，这是安倍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方向。这种调整会在哪些方面体现？
吕耀东：现在可以看出，日本真正诉诸于对华政策调整的还是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其实最初触动安倍调整对华政策的是执政党内部知华派（二阶俊博等人）以及历来想推动中日关系友好发展的公明党。安倍上台之后一直在渲染中国威胁论，目的在于为修宪做铺垫，但后来的民调显示，仍有半数国民反对修宪，可见，此举未能得其所愿，他这才转而调整对华政策。与此同时，日本经济界也看到“一带一路”在推进过程中对日的一些利好，调整对华关系可以促进两国在第三方市场达到双赢，在这些前提下，他才试图调整，而非本人意愿使然，这也是中日关系发展变化过程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如果是安倍本人意愿，我们会认为他的确有此诚意，但实际上是日本国内的一些势力在推动他做出调整的选择，这种调整必然是有其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表现为，在经济利益上，我们有共同点，比如开发第三方市场或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但在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上依然是冲突的，安倍的对华政策调整是策略性的，他想要并不是全面的缓和。
顾问：我特别注意到，您在文中提到，中方需要警惕安倍政府以“协调主义”规范未来中日关系的意图。何谓“协调主义”？我们要警惕什么？
吕耀东：在他看来，显然过去我们是一种竞争的关系，现在要变成协调的关系。从竞争到协调，仅仅是一种方式的变化，但协调的内容是什么？比如说中日两国存在的一些问题，他想通过协调的方式去解决，但所谓的协调首先是要符合日本国家利益。除了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现在日本又强加了南海问题，虽然日本不是南海问题当事国，它想要协调这些问题，至于怎么协调到对日本有利，就要看这种协调主义的落实。他来华前就声称一定要谈南海问题，而涉及到中日两国间业已存在的问题，他却不谈。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能因为在经贸关系上的发展，就被对方拿经济利益交换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
多做有益
地区和平稳定之事
顾问：未来三年被认为是中日关系向好发展的窗口期，但是，结构性矛盾仍会不时凸显。您觉得，在结构性矛盾无法短期内解决的前提下，如何增进政治互信和安全互信？
吕耀东：形成和扩大战略共识需要有一个过程。目前来看，双边的共同利益在逐渐扩大，比如基于共同的经济利益在第三方市场开展合作以及针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做出的应对，但是，经济上的合作并不能外溢到政治和安全的层面。在安全上，美日军事同盟体系具有排他性，尤其是具有针对中国的意味，《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针对的就是钓鱼岛。应当看到，在联合海上救援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我们在寻求共识，希望由此可以扩展到安全上更大的领域（稳固中日关系、扩大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这也是努力的方向。
顾问：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在日本人心目中曾是在美国之上、令日本民众最想亲近的国家。此后一路下滑。相比之下，中国民众近些年对日好感度明显好转，日本人对华好感度却无此迹象。症结在哪儿？如何解开？
吕耀东：“民相亲”更多体现在中国对日本。这两年，日本对中国游客门户大开，赴日中国游客增多，对日本的自然环境、人文景观、民众的精神风貌都有深刻的认识，中国人对日好感度也由此上升。但是，日本赴华旅游人数并未增加，不实地探访，就无从了解中国的发展状况，造成两国彼此好感度的反差。日本政府虽然强调日中民间交流，但并没有鼓励日本游客来华，他们无从知晓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成就和社会面貌。在号召中国公民赴日旅游、访问的时候，日本媒体非但没有在日本国内做确立中国国家形象的事情，反倒是负面的消息和报道越来越多。两国关系发展应当是双向和互动的，一方在改善，另一方却不改变成见，很难达到“民相亲”。媒体应当客观、实际地报道中国，政府应当派遣更多日本青少年和各行各业人士来华访问和旅游，深入了解中国的发展和变化。同时，日本也应摒弃历史修正主义，两国关系只有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顾文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