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周刊记者 顾筝
采访对象：王正昕
职业：华山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肝移植中心主任
不做手术，患者很快就会死亡。做手术，风险很大。
到底该怎么做？王正昕和他的团队总是面对这样的两难选择，作为肝移植医生，他们常直面生死。
一起冒风险去对抗病魔
“不做没机会了。”
“如果手术中诱发房颤……”
王正昕和同事们热烈地进行着病情讨论。这是一名60多岁的男性患者，治疗是一场艰难的博弈。患者肝硬化且有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已经报过多次病危，不做手术，肯定坚持不了多久。可前不久刚准备手术，病人出现房颤、心衰，这极大地增加了手术风险，很有可能病人在术中就会死去。
该怎么做？
王正昕和他的团队总是面对这样的两难选择，作为肝移植医生，他们常直面生死。
“常常有家属问我们：医生，某某风险会不会发生？说实话，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以现有的医学手段来说，无法预测。就拿这个病人来说，如果我们知道，手术中会发生房颤导致病人死亡，那我们肯定就不做手术了。但难度就在于，很多都是未知的，结果也会因为个体千差万别而有所不同。”王正昕说，作为医生，能做的就是尽量减少由医生主观造成的失误，比如因为检查不完善或是某些预案没做而造成的手术失败。
对于这种风险很大的手术，医生会和家属进行充分沟通，如实告诉家属手术的利弊在哪里，如果家属态度很坚定，愿意冒险去搏成功的几率，那么医生会和病人、家属站在一起，一起冒风险去对抗病魔。
由于和这个病人家属沟通非常通畅，最后这场病情讨论的结论就是“再拖下去就没机会了，那就这么定了，下决心做吧。”
这一天正好有器官捐献，中午12点半左右会到上海。决定做出之后，王正昕和同事们马上分配好任务，有人去机场取肝，有人再去做家属谈话，有人准备手术……
这一场手术持续了六七个小时，患者在手术中和术后都出现了房颤，但由于提前做了预案，处理及时，并没有出现危险。术后两个多星期，患者顺利出院。
肝移植手术是腹部外科最大、最复杂的手术，除了手术风险大、术后并发症多、医疗花费多等特点之外，它还有很大的特点——时间不确定。
手术时间并非由医生决定，而是根据器官捐献时间而定。什么时候有器官捐献，整个团队的医生就得到位，准备做手术。“做这个工作，是没有规律的。一个器官很宝贵，很多病人都等着救命。”
王正昕团队几乎没有正常的休假，半夜12点，一个电话来了，开车去医院做手术，带着孩子在外地休假，电话来了，马上买机票回来……这种都是家常便饭。刚刚过去的十一长假，他们团队也一直都在做手术。“每逢节日必手术，医院做过统计的，连续几年，我们团队在元旦和大年三十都有手术。”王正昕笑着说，“所以有句玩笑话，做肝移植手术的（医生）都是疯子。”
1500例中的成功和失败
王正昕做“疯子”已经很多年了。
2001年博士毕业，他进长征医院时所跟的老师正准备开展肝移植手术。“在国内这是比较新的领域，我很感兴趣。”
2003年，王正昕35岁，开始独立做肝移植手术，他是国内最年轻的主刀医生之一。
进入肝移植领域近20年，王正昕经历了中国肝移植发展的各个阶段，他本人也已做了1500余例肝移植手术。
印象最深的，当然是那些第一次，以及挑战很大的手术。
2009年，王正昕第一次做亲体肝移植。患者是一名60多岁的男性，重症肝衰竭，等不到肝源，30多岁的儿子决定捐肝给父亲。
手术前一天，王正昕辗转难眠，脑海中一直都在盘手术方案、具体流程，每一步都想了又想。
那时，中国活体肝移植手术才刚起步，而手术本身，对医生来说又压力很大。“对技术和心理都是极大的考验。既要救助病人，又要保证捐肝人的安全。根据数据统计，捐肝人有0.3%-0.5%左右的死亡率，做这个手术，首先得保证供体的安全，如果捐肝人在手术中死了，对医生打击很大。如果供体还没出院，受体就已经死亡了，那也是很糟糕的情况。”
王正昕顶住了这些压力，那次手术很成功，患者至今生活得很好。
进入华山医院工作后，王正昕又碰到过亲体肝移植的病例。那是妻子要捐肝给肝硬化末期的丈夫，虽然经过多年的积累，亲体肝移植的技术愈加成熟，但这一手术本身的挑战感依然存在。
王正昕在手术前做了充分准备，手术后过了很久，在一次采访中，他了解到，这对夫妻在浦东卖菜，过着平淡而幸福的生活。
今年，王正昕团队还做了一个挑战性很强的手术。患者已被多家医院拒绝，因为原发病因是肝癌，有过多次手术史，门静脉有血栓，还做过放疗，现在病情发展到肝硬化，消化道出血，已经没有其它救治机会了，只有肝移植是最后的机会。但因为患者身体原因，肝移植成功率会很低，王正昕和同事们经过多次评估之后，觉得还有机会。在和家属进行充分沟通后，他们决定接受挑战，为患者进行手术。
家属当时抱着“即使在手术台上不行，我们也认了”的决心要求手术，当患者在术后从重症监护病房醒来时，他们喜极而泣。
今年，华山医院肝移植手术的成功率已近97%，在王正昕手里，有很多患者从死亡线上跨了回来，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但就像医学不完美一样，没有一名医生可以说，自己有100%的成功率。
王正昕的记忆中有一位印象很深刻的病人，他在第一次肝移植后由于胆道并发症而不得不进行第二次移植。二次肝移植，成功率会一下子降低，风险更大。虽然知道风险，但患者和家属都不想放弃一丝机会，想搏一下，但最后幸运没有降临，患者还是死亡了。
王正昕复盘手术，他觉得手术失败和当时经验不足，没有准确判断出患者的病情有关，他把患者的名字打印出来摆在办公室柜子里，时刻提醒自己，要更全面地考虑患者的情况。
摘取“皇冠明珠”
如果说肝移植是腹部外科手术中最大、最复杂的手术，那么儿童肝移植就是肝移植领域的“皇冠上的明珠”，代表了肝移植的最高水平。
进入华山医院工作的第一年，有慈善组织找到王正昕，询问他是否能为一个孩子做手术。孩子得的是阿拉基综合症，送来医院时整个人呈黑黄色，只有肝移植手术才能让他得到新生。
王正昕很想为孩子做手术，但现实难度很大。
最大的困难是华山医院没有儿科，从超声、放射、麻醉到护理等都没有经验。所幸，医院非常支持，就这样在向儿童医院借设备器械的基础上，开展了第一例儿童肝移植手术。
手术前一天晚上，原本总是累得倒头就睡的王正昕又一夜难眠，作为在华山医院开展的第一例儿童肝移植手术，他在脑海中复盘了各个步骤和流程，以确保万无一失。
手术很成功，孩子从“小黄人”渐渐变得红润起来。
之后，在华山医院领导和普外科主任钦伦秀教授的支持下，华山医院和上海市儿科医院、上海市儿童医院分别建立了院际儿童肝移植合作协议，利用各自优势合力完成这一顶尖技术。在各方的协力支持下，王正昕和团队成员在2015年即完成儿童肝移植10例，2016年完成儿童肝移植21例，截至目前，已完成近百例儿童肝移植。
在开展儿童肝移植的过程中，王正昕又发现了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和医学无关，却和经济有关。
“有些家庭本身就很贫困，有的是因为之前到处看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移植手术十几万的费用，对他们来说是天文数字，他们无力负担。可是孩子的病情容不得耽搁，我们难道见死不救吗？有几个孩子的治疗费用，是我们医务人员自己捐款，或是在朋友圈内发起募捐凑起来的。”
但每次在治疗前还想筹钱的事并不是办法。王正昕有几个病人是企业家，他们听说了之后，表示愿意捐款救助这些生病的孩子。最初这只是些个例，如何让个例发展成一种制度，让更多患儿治疗有所保障？王正昕先后发起成立了“肝胆相照-儿童肝移植慈慧基金”和“9958-王正昕儿童肝移植慈善基金”，2018年基金会引入更强社会慈善力量并改名为：“9958-王正昕-岩山/沣石联合救助基金-儿童肝移植”。自基金会成立到现在为止，一共救助了70多名贫困儿童，资助金额540余万元。
“儿童肝移植手术风险很大，但我们为什么还是很愿意做，即使患者家庭没有钱，也要筹钱为他们做？因为小孩真的是一天一个样，看他们入院时病情很重，奄奄一息，但经过手术和护理之后，渐渐就变得很健康，活蹦乱跳的，作为医生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是很难表达的，比中了个大奖还高兴。我们的护士们也是如此，一开始没接触过儿童护理，有点犯难，但现在看着那些孩子，欢喜、宝贝得不得了。”
医生简介：
王正昕，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肝移植中心主任。主刀共完成1500余例肝移植，居国内前列。
门诊时间：周五上午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顾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