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与拍摄的9位上海急救工作人员
继《急诊室故事》《人间世》之后，国内首部以120急救医生为题材的大型院前医疗急救纪实片《生命时速·紧急救护120》，再次吸引了公众视线。3组、共9位上海急救工作人员的日常，真正让观众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流动的急诊室”，什么叫做“与生命赛跑”。
作为目前上海心肺复苏成功率最高的急救医生，37岁的吴昕，是最早被120急救中心推荐给节目组的，后来被选为片中9位急救人员当中的一位。
节目播出之后，即便戴着口罩，吴昕也经常在医院急诊处甚至上海街头，被路人认出来。
忽然间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网红”，感觉如何？
“就……老样子啊，还是正常工作。否则呢？”吴昕回答。
4天一个生物钟
周到君：在被跟拍的过程中，会不会想着我正在面对镜头，我要动作好看一点，帅一点？
吴昕：刚开始会有点不习惯，因为摄像师也会转来转去找角度。但一旦进入工作状态，就不会去想镜头的事了。12小时工作下来，坦白说，累都累死了，很难再去顾及形象。
■帅气的吴昕对自己的急救能力很自信
据《生死时速》总导演李菁透露，这部纪录片仅前期策划就用了一年多时间，最终从上海一千多名一线急救从业人员选出3组，9个人。按照急救车的基本配置，每组一位急救医生，一位急救员，一位急救车驾驶员。“120急救中心极力推荐吴昕医生，他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瘦瘦小小的，性格其实有点内向，但是表达能力特别好，也特别自信。”
当周到君问，被电视跟拍会不会什么顾虑时，吴昕立刻表现出了他“特别自信”的一面：“没有什么顾虑啊。当我知道单位有这个计划的时候，就觉得应该会选我吧，我心肺复苏的成功率最高，我抢救危重病人的插管率也最好……”
经过半个月试录之后，去年6月1日，节目组启动了对包括吴昕医生组在内的三组上海120急救人员为期3个月的全方位跟拍。没过几天，跟拍团队就发现，即便是跟工作时间出了名的起伏不定的电视工作者相比，急救医生们的工作时间都算得上是“奇葩”的。
吴昕的工作时间是“做二休二”，比如第一天早8点到晚8点上白班，第二天就是晚8点到第三天早8点上夜班，然后第三、第四天休息，而这已经是吴昕认为“很理想化的状态”了。“以前人手不足的时候，我们试过三天一当班，一天做24小时的情况。不要说没有正常的双休日，就连每年的公休假期都很难保证。”
从2003年进入120急救中心至今，吴昕做了15年的急救医生。“已经适应这种工作节奏了。我经常开玩笑说，别人的生物钟是24小时，我已经练成了4天一个生物钟。”
节目组跟拍的时间是去年6-8月，正是上海最热、也是120工作最忙的时候。在12小时的班次当中，吴昕和搭档每天出车10-15次，基本上一旦进入工作状态，就是高强度的连轴转。“从来没有定点吃饭这种概念，我们的吃饭时间都是跟着工作走的。我记得刚开始独立当班那会儿，一顿饭分成三四次吃完是常有的事。现在上白班的话，上午11点吃一顿，下一顿饭差不多就只能等到8点以后回家吃了。因为每天下午4-8点，医院门诊下班，正是120急救量最大的时候。像我们做一线急救工作的，或多或少，都有肠胃方面的毛病。没办法，职业病。”
15年，一面锦旗
周到君：急救医生会不会下预判说：这个病人应该是没救了，那我不用多费劲儿了？
吴昕：不会。事实上做急救的时候，我们都是按照正常流程进行，没时间去想那么多。如果我自己判断这个病人反正可能救不回来了，我就不努力了，那么遇到下一个病人呢？还有下下一个呢？每一次抢救，不管结果如何，对我们来说，都是在积累经验，这些经验都可能在下一个病人身上用得到，所以每一次都不能松懈。
■网友们纷纷为急救医生点赞
通过纪录片，观众认识了在工作节奏快之外，急救医生还要面临各种恶劣的工作环境：严寒酷暑、刮风下雨、疑难杂症、病人呕吐或大小便失禁、脏乱差的家居环境，等等。有一次，吴昕组在进入病人家中发现，病人家中垃圾成堆，加上门窗关闭，室内温度达到45度左右，空气不流通，气味之刺鼻令急救人员都忍不住干呕。因为担架无法抬入，吴昕和搭档张星、陆坚宗只能将病人抬抱到室外，然后送往医院。之后还要迅速将担架、车辆进行清洁消毒，准备接下一单病人。
在很多时候，急救不仅是技术活儿，也是体力活儿，同时还要考验搭档之间的默契程度。以吴昕擅长的心肺复苏为例，要确保有效的心肺复苏，胸外按压强度必须保持每分钟100次，即使是年轻力壮的急救人员，坚持到两分钟也会大汗淋漓、筋疲力尽，所以就需要三人轮番上阵，不停按压。《生死时速》中也如实记录了吴昕组经过长达30分钟、轮换15次胸外按压、除颤10次而依然回天无力的现场。
吴昕个人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急救经历，是2012年的一次车祸现场。到达之后，吴昕一时间都没看到伤者在哪里，这时一位协管员告诉他们，就在土方车的车胎下面。瘦小的吴昕直接爬到了车底，在狭小的空间里，一边为伤者做常规检查，一边跟他说话。“现在回想起来，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一下子就爬进去了。当时我能做的，也就是安慰他、陪伴他了。我很清楚，有可能卡车一抬起来，这个人就没命了。”这位伤者当天死亡，吴昕是最后一个与他对话的人。
跟拍吴昕组的导演欧阳说自己第一次近距离看到病人在自己面前死去时，扛着摄像机，整个人都在发抖。而对吴昕来说，见证这样的生离死别，已经成为工作的常态。“最难的时刻，就是跟家属宣布病人死亡的时刻，有时候真的是说不出口。家属的眼光一直聚焦在你身上，总希望从你口中说出有一点好转的话。但是有时候就是没能说出来，真的很遗憾，我们只能说我们已经尽力了。”
欧阳说，跟拍过程给他留下的另一印象，是“每位急救人员都像是无名英雄”。从急救车到达病人发病地点，到送往医院急诊交接，急救人员与病患以及家属接触的时间基本上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大多数病人在出院之后，会感谢医院的医生，但不会记得当初送他们入院的急救人员。作为上海最优秀的急救医生之一，吴昕工作15年，也只收到过一面锦旗。
问吴昕：会有哪怕一点点失落感吗？
“怎么会呢。我们每抢救过来一个病人，每一次心肺复苏成功，那种自豪感是其他东西没法比的。”
令人无奈的120电话错用率
周到君：有想过离开这一行吗？
吴昕：想嘛肯定是想过。但这一行做熟了，我觉得我现在能胜任这份工作，让我转去做办公室，我觉得会蛮难受的。我妈妈说我是劳碌命，就喜欢动手动脚，做这种操作性的事情。
■120，对与他们而言是生命的托付
吴昕当年的同班同学，算上他自己，只有两名进入120急救中心工作，另一名同学在工作6年之后就辞职了，原因很简单：这份工作太辛苦。
跑动、抬抱、担架、胸外按压、停不下来的工作节奏……每一位急救人员都要承担巨大的体力消耗和心理压力，也落下了不少的职业病。刚工作没多久，吴昕就因冒雨抢救得过肺炎，常年的饮食不规律还导致肠胃不好，身高172的他，体重只有100斤。出现在片中的另一位急救医生姚明，已经做了28年，是上海120急救中心最资深的院前急救医生，患有严重的颈椎病，还曾为此住院治疗。
跟同行们相比，急救医生还是一份需要与时俱进的工作。“院前急救非常百搭，我们随时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病患。有的病人家属会直接告诉我们用什么药，尤其是新的肿瘤药物，如果家属的医疗知识比我还多，他说的我听不懂，你想那多尴尬。所以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激励，要了解最新动向，起码不能被病人甩在后面。”
所以医务圈里流传着一条隐形的“拒绝链”——“最好是不做医生；如果非做医生的话，最好不要做急诊医生；宁可做急诊医生，也不要做急救医生。”
一方面，是急救医生人手紧缺；另一方面，却是急救资源并没有得到规范使用，甚至被滥用。上海是目前全国急救车配备量最高的城市之一，拥有救护车近800辆，平均每四万人拥有一辆救护车，这“四万分之一”的珍贵性可想而知。
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多病人家属对120急救中心的概念，就是帮忙把病人抬下楼，送到指定医院。有一次，吴昕组接到调度中心指示前往病人家中，爬到7楼才发现，家属只是想把病人送去养老院，苦于没有电梯，于是打了120。姚明组还遇到过独居老人三天两头拨打120、被送到医院后自行回家的情况，但下次遇到，还是必须先上门观察。
吴昕估计，在120急救中心接到的求助电话当中，有相当多的电话是被错用的。“我们可以理解家属有一些实际困难，但不属于我们工作范围的，我们必须拒绝。如果车辆被滥用，只会影响到其他需要急救的病人。”
急救工作面临的另一难题，是病人以及家属对三甲医院的盲目崇拜。“我们一般都建议就近入院，减少路上时间，但经常碰到病人家属坚持一定要进三甲医院，还有的说死也要死在大医院里，我们只能尊重家属的意见。”
吴昕也特别提到，随着近年来120急救中心宣传科普工作的开展，一线人员明显能感觉到公众对120的尊重。“最明显的就是，听到我们的警报器响起来，社会车辆能主动给急救车辆让路了，尤其是在上下班高峰的时候。所以我经常说，急救不只是我们急救中心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的事情。”
爱与生命不可辜负
周到君：做急救医生，见过这么多生死，对你个人生活或者情绪，会有什么影响吗？
吴昕：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时刻提醒我：要对家人好一点。
■辛苦着、坚持着，为了更多人的爱
因为经常会进入病人家中，吴昕说，他们所见证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远远超过其他医生同行。“比如对老人好还是不好，我们通常一进门，甚至还在楼下的时候，就能大概感觉得到。有的家属会跑到小区门口、楼下等我们，给我们带路，一直在说‘快点快点，老人快不行了’；有的就表现得很冷漠，甚至当着我们的面，嘀咕‘老不死’这种话。有时候我们还在抢救，就听到几个子女在边上争吵谁照顾、谁付钱之类的问题，连避嫌都不顾的。”
在已经播出的节目中，“31个电话喊不来癌症患者的儿子”等病例都引起人们的广泛讨论。吴昕特别解释说，真实情况非常复杂，不是节目中那几分钟可以完全概括得了的。“有的老人家很倔强，家人说什么都不听，我们就遇到过老先生死活不愿意去医院的情况。还有的老人家很喜欢堆积东西，子女也抱怨说给他收拾好没几天又堆成山了，后来索性就不去管他了。说实话，我们在那个环境中只是呆十分钟、二十分钟，家属跟病人相处的时间要长得多，我们不想对一件自己并不完全了解的事情做简单评判。对我们来说，不管病人什么身份，什么环境，都是先抢救了再说。”
医患纠纷是近年来热门的社会话题，在急救工作中同样难以避免。“有的家属比较合理，认为只要我们尽力了，结果怎样都可以接受。有的家属就会在抢救失败之后，反过来质问我们：本来人都快死了，你直接开个死亡证明就行了，干嘛还要抢救？这种抢救有什么意义？你们就是为了骗钱的吧？”
吴昕本人就遇到过一宗棘手案例。
一位肺癌晚期病人的家属呼叫120，吴昕组到现场之后，家属表示自己听其他医生说过，这时候只要打一针肾上腺素，就能把人给救回来。实际情况是，吴昕组使用了心肺复苏、肾上腺素、电击等各种手段，还是没能救回病人。“病人家属认为是我们操作失误导致病人死亡，一级一级地投诉，经过多次医疗鉴定，最终确认我们的操作是规范合理的。”
在纪录片中，吴昕的冷静、理性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但是这样冷静的吴昕，也有近乎失控的时候。
“有一天，我在值班的时候，听到预报说车祸病人呼吸停止，要送到长海医院。过了一会儿我姐姐就打电话给我，我才知道刚才那单是自己的亲人。当天在急诊室门口，我一直安慰姐姐说‘会好的、会好的’，但我自己也知道情况并不乐观。作为医生，我必须如实告诉家属病人的情况，包括最差的可能性。但作为家属，我讲不出来这样的话。”
从事这样一份经常会见证生离死别的工作，又经历过亲人的忽然去世，吴昕说对自己最大的影响，就是要对家人好一些。
37岁的吴昕还没结婚，之前被父母“催婚”是家常便饭，但在表姐夫车祸去世之后，父母的心态也放松了很多。“只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我姐夫去世的时候才四十岁出头，家里有这样一个年轻人意外去世，跟老年人可以预料的那种去世，给家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像我姐姐，在姐夫去世之后，就经常跟我妈妈说：你管吴昕结婚不结婚呢，只要他身体好，自己开心，就随他去吧。”
3个月的跟拍，节目组工作人员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触动。李菁说，有天半夜，大家还在台里做后期，看着病人家属痛哭流涕的场景，有位同事就感慨说：“还好我们自己健康，还好家人身体健康。其他什么都不重要，活着就是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