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大浪后,稳坐湖心亭喝茶

  有163年历史的湖心亭,保留了传承百年的早茶传统,每天清晨为那些老茶客提供5元一位的暖茶热水。天冷是红茶,天热是绿茶。这个规矩照顾的就是那些来喝了半辈子茶的客人。
 
  星期日周刊记者 李欣欣
  
  传承百年的早茶传统

  如果你在早上7点半来到豫园商城,一定会以为自己进了某个影视基地。古香古色的建筑层楼叠榭,店铺大门紧闭,只有空荡荡的路面和寥寥几个环卫工人。
  这里的商店、餐厅开门时间是8点半。只有九曲桥当中的湖心亭是个例外,为的是照顾那些来喝了半辈子茶的客人。
  这里保留了传承百年的早茶传统,每天清晨为那些“老面孔”提供5元一位的暖茶热水。天冷是红茶,天热是绿茶。
  在寸土寸金的豫园商城里,这样做生意让人看不懂。
  “老客人在湖心亭喝茶的时间,比我年龄都长。”湖心亭经理邹月萍解释说,“这样的传统,不能在我手里改掉了。”
  晨光中的湖心亭,暖气开得充足。老茶客们坐在一楼的窗格边,品着茶香,望着窗外。
  “湖心亭的头头,随便哪能调,对阿拉老茶客,都是5块一杯。”在湖心亭喝了六十多年茶的包文彬说。
  他喜欢穿白色风衣搭配黑白格子鸭舌帽。每周六,他都从闵行乘公交车过来喝茶。“阿拉都晓得,这点茶钱,暖气费和电费都不够唻。”
  “吃茶,湖心亭最正宗,就是现在老茶客越来越少了。”李春林也是每周都来。他是从湖心亭茶室退休的老员工,跟其他人都很熟。
  他说,这里的老茶客大都生在老城厢。随着附近的老房子陆续拆迁,茶客们都搬远了。当然,大多也走不动了。
  不过,还是有一批老茶客惦记这里。多年下来,大家形成了一种默契,在每周六这天小聚。

  1950年代初,他就来喝茶了

  12月初的一个星期六,寒风凛冽。
  老茶客们天不亮就起床。从闵行、宝山、浦东出发,换一两部公交车,辗转一两个小时,来老地方喝茶。
  进店后,每个人都熟门熟路地走到一楼布帘子半遮的后间,自己取茶杯、茶叶。
  后间的热水壶早早地备好了。几分钟后,大家便捧出冒着热气的茶杯,茶叶在杯中沉浮。
  陆续坐定后,屋子里愈发暖和起来,大家天南海北地聊开了。
  李增荣每次都坐在窗边。一众茶客中,他显得比较安静。不管别人聊什么,他总是一脸淡定。
  他住在豫园商城附近,每天早上都步行到湖心亭,喝杯茶再回去。
  这天,他穿着厚厚的棉袄,里面是挺括的西服、领带。
  “我一年四季都是西装领带。有辰光人家也开我玩笑,但我习惯这样穿。“
  湖心亭虽然经过数次翻修,但基本的建筑格局没变过。
  李增荣说,坐在窗格边,看着窗外的九曲桥,他还能清楚地记起六十多年前在这里喝茶的情形。
  那是上世纪50年代初的事了。
  “格辰光湖心亭还是木地板,一块一块隔开。吃茶辰光,脚底下水看得到的。”
  “一只大灶头在当中,上面烧开水,旁边摆着长嘴的铜吊(铜制烧水壶)。”
  “服务员穿中式衣裳,多数上了年纪。兴致来了,伊拉会把铜吊举过头顶,表演从后背斟茶的功夫。”
  李增荣1934年出生在成都路、南京西路上的修德新村,亚美麟记广播电台对面。
  十来岁时,家搬到老西门的静修路上。
  在徐汇区读大学那会儿,逢年过节回家,他总是一个人到城隍庙来烧烧香、吃吃茶。
  特别是除夕那天,他必定要来烧香、剃头、汏浴,玩整个通宵。然后大年初一天不亮,等着5点半到湖心亭喝杯元宝茶。
  “我年轻辰光,湖心亭闹忙唻,连过道都挤满了人。卖大饼的在里向穿梭,手里拎只大饼问侬要伐。”
  他是家中独子,习惯了独来独往,口袋里零用钱也宽裕,这样的日子悠闲滋润。
  只是没想到,在随后人生最美好的几十年里,他几乎每个春节都在茫茫大海上度过。
  湖心亭喝茶的这份惬意只能留在念想中了。

  去过64个国家,见惯了大风大浪

  从学校毕业后,李增荣去了上海海运管理局工作,后来又调到上海远洋公司。
  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李增荣在船上的时间加起来有近30年,一直到65岁才下船。
  在轮船上,他的职务是“老轨”(对轮机长的俗称),去过64个国家,见惯了大风大浪。
  多年的海上岁月里,李增荣出海时间最长的一次有两年三个月。
  那是80年代末,来自美国的散装货轮“圣安东尼号”在江阴码头停靠。
  货轮检修的那几天,船上一批洪都拉斯籍的船员由于在海上漂泊多日,思乡心切,忙不迭地弃船回老家了。
  这下子船上没人了,货轮搁浅在码头。
  船老板情急之下,只得向上海远洋公司求助。
  在公司的委派下,李增荣和另外25个人一起上船,开始了一趟超长的海上旅行。
  这艘散装货轮从江阴出发,经过上海、香港,去往西贡;穿过马六甲海峡,然后穿过赤道,出印度洋,再绕过好望角,去往西非的科特迪瓦;横跨大西洋抵达巴西、墨西哥、美国;一路辗转,绕过百慕大三角,再度横跨大西洋、穿越地中海,最终在埃及靠岸。
  在这段旅途中,李增荣经历了船上员工的意外死亡; 遭遇了来自拉丁美洲的偷渡者;又熬过了一场无比惊险的海上风暴。
  当然,需要抵挡的不仅是飓风,还有异国码头上热情如火的性工作者们。
  那场让李增荣心有余悸的意外死亡事件,发生在货轮从科特迪瓦开往巴西的途中。
  在一个黑漆漆的夜晚,苍茫的海面上隐约有动静。水浪的声音也有点不同寻常。
  船员们用手电筒一照,只见无数只不知名的超大海蟹浮在海面上,触手可及。立刻有人用网兜去捞,大家一起享用了这顿大海送上门的美味。
  没想到几天后,一名电报员感到不舒服,发烧持续不退。
  货轮一在巴西靠岸,他马上被送去医院。经医生诊断,他得了黄疸肝炎,而且病情严重。几天以后就在医院去世了。
  这样的意外事件让整船人都感到遗憾,但海上的航行还得继续。

  花500多美金给爱人打电话

  之前在科特迪瓦阿比让的码头,船上的34000吨大米已经卸货了——花了整整20天。
  货轮一路“空放”到巴西,停在里约热内卢的港口装咖啡和糖。
  在巴西,李增荣印象最深的,不是酒吧或者马路上热烈奔放的桑巴舞者,而是他给妻子打的电话。
  “阿拉只有等船靠岸,才有机会跟家人报平安。这趟跑远洋,到巴西辰光,离开家快半年了。上岸后,我跟爱人讲了40多分钟电话,花掉500多美金。”
  在80年代,这通电话可以说是天价。但为了听到家人的声音,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他感叹说:“年轻辰光根本照顾不到家里。退休以后,我带爱人乘邮轮到处白相,都是我年轻辰光跑过的地方。”
  如今,李增荣每天早上先和妻子在家一起吃黄油吐司、荷包蛋,再出门到湖心亭喝茶。
  他一天要吃5顿,下午要有蛋糕咖啡,晚上要吃宵夜。这样的生活习惯是他在船上养成的。
  船上的生活极有规律,也极为单调。大多数时间,他面对的都是机舱里的各种机械设备,以及连一只飞鸟都看不到的茫茫海面。
  在船上休息的时候,他喜欢待在自己房间练练评弹。从十几岁起他就喜欢评弹,一有空就出入于城隍庙附近的各个书场。
  回到那场远洋之行,在巴西,发生了一桩让李增荣啼笑皆非的事。
  装货期间,每天有许多工人往返于码头与货轮,扛着装满咖啡或糖的大包。在这些工人中,有一个皮肤黝黑的拉美小伙,工作起来格外卖力。李增荣很欣赏他。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位小伙真正的目的是上船打探“情报”,以便藏身于货轮,偷渡到美国去。
  当船离开码头的那天,他神不知鬼不觉地爬进了船尾的一间阁楼里。
  每到半夜,小伙便趁大家休息,蹑手蹑脚溜到厨房去偷东西吃。
  那几天,凌晨值班的大厨准备早餐时,总发现食物少了一点。
  “船上的大副也跟我讲:‘老轨老轨,我发现窗外有个黑咕隆咚的人影晃过去。我还批评他讲,不要自己吓自己。实际上他看到的黑影就是那个拉美小伙。”
  纸包不住火,事情总有败露的时候。
  有天晚上,正当小伙在厨房取好食物准备回阁楼时,撞上了一名船员。
  昏暗的灯光下,两人同时惊恐地大叫起来。
  船员飞也似地回去叫其他人,大家几乎把船翻了个遍,终于在阁楼里发现了他。
  李增荣和船长商量后,联系了巴西的水上警署。
  几个小时后,两名五大三粗的警察乘着快艇追上来,怒气冲冲地把小伙带走了。

  在百慕大,和台风正面相遇

  李增荣的思绪回到茶馆里。此刻,大家正一边喝茶,一边谈论曾经的东台路上流传的各种江湖传说。
  当大家聊到奇石古玩时,李增荣想起了自己“周游列国”带回家的各种新奇商品。
  在七八十年代,谁家里有海员,那是顶顶风光的事。收入高、见识广,还能带回国内根本买不到的新鲜货。
  比如,在普通人家里最多只有12寸黑白电视的时候,李增荣就从日本带回来两台29寸的彩色电视,还有格外拉风的新款铃木摩托车。
  在那趟两年多的环球之旅中,货轮离开巴西后,在美国与墨西哥之间往返了三趟。在美国新奥尔良、休斯顿和纽约的码头都停靠过。
  二十七八年前,摩天大楼林立的美国大都市,相对于当时的上海来说,像极了科幻电影里的场面。
  不过,李增荣对那些代表现代都市生活的休闲娱乐兴趣不大。他喜欢去那种社区自发组织的周末跳蚤市场。因为那里能淘到又好又实惠的宝贝。
  在那里,他花6美金买过一个飞利浦的三头剃须刀。“格辰光在上海的高档商店里要1000多块人民币唻。”
  还有功能新颖的钓鱼竿、自行车。“可惜最后从埃及坐飞机回来,自行车只能扔在埃及了。这么多年里,像这样带不回来只好扔掉的东西太多了。”
  离开美国后,货轮在横跨大西洋抵达欧洲大陆之前,要经过赫赫有名的魔鬼海域百慕大三角。
  “在进入百慕大之前,阿拉就晓得有台风要来。所以特意改变航线,绕过百慕大。万万没想到,还是跟台风正面相遇了。”
  狂烈的风暴像大山一样扑向货轮。整整18个小时,李增荣守在机舱里,一分钟都不敢开小差。稍有一点差池,货轮就有可能被海浪打翻。
  货船开足马力顶着台风,仍然一个钟头倒退三海里。
  船上根本无法走路,所有人只能在地上爬,一不小心就要翻跟斗。
  惊涛骇浪中,时常有三四米长的大鱼被海浪打到甲板上来。第二个浪头翻卷过来,视线一片模糊,转眼间鱼又不见了。
  奇怪的是,“人在真正面临生死考验辰光,是没有恐惧的,侬不会去想怕的事体。”李增荣回忆说。
  18个小时后,海洋收起了狂暴的一面,一瞬间风平浪静。
  海天一色,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说这些的时候,李增荣看着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上午10点半,九曲桥上挤满了拍照的游客。许多人好奇地踏入湖心亭四处张望,来喝茶的人也多了。
  李增荣看着店里的年轻服务员说:“服务员都不晓得调过多少轮了,老朋友也渐渐少了。”
  “变化太大了,老早附近到处都是书场,现在都关了。城隍庙外唱小热昏(江浙一带传统曲艺)的,还有卖糖粥、双档的摊子都没了。我自己呢,过去经历过的所有,风浪也好,见闻也好,也都pass(过去)了。”
  这个点,老茶客们陆续起身离开了。
  李增荣站起身理了理衣服,走出店里,点了支烟,身影没入川流不息的人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