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 王丹
法庭上，被告律师揪着侯峰的身份问题不放，认为他不是法律所说的“消费者”。
侯峰一看对方的应对方式，并不着急。在他旁听的维权案件中，对方多会将身份问题作为突破点，以博得赢面。
而他自有一套用了许多次的说辞：“我在你这购买东西，我不是消费者，你告诉我我是什么？”等对方明确指出他是职业打假人的时候，侯峰紧接着追问：“法律规定了买东西也可以不是消费者？你拿出证据证明我是职业打假人，有牟利目的。”
倘若对方律师拿出他以往打假的证据，侯峰便会以一句“被告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请法院不予认可”结束两方纠缠。
这一套应答的效果，侯峰心中明了：“假货就是假货，跟我是不是消费者关系不大，法官也不会就这个过多纠结。”末了，他补充了一句：“至少我很少碰到。”
从2014年年底算起，今年是侯峰从事打假的第四年。在这四年里，他认识了十几位关系密切的同行，加入了几个有上千人的职业打假群，群里除了每天涌进的新人外，还有一些专职多年的老手，资历最深的要追溯到1994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施行令维权者初尝甜头，从而造就了一大批以此为业的打假人； 此后，随着各项法律不断地被修订和完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力度也日益加大，比如2015年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提出了适用于要求十倍赔偿金的情况，在侯峰的记忆里，也正是这一规定的落实，又一大批年轻人前仆后继地加入到了队伍中。
而对于上法庭如回家门的侯峰而言，几十场打假也让他所获不菲。据他自己描述，一年收入差不多有十几万，但相比于一出手就买上万元货的打假人，每次控制在2000元货款的他就显得十分保守了。
为几十块钱饼干拧巴
打击的第一个假冒伪劣产品是过期的散装饼干，当时的他只想着找商家退货，还没有意识到可以索求赔偿。
2014年冬季，女朋友吃了侯峰前一天刚从超市买回的散装饼干，饼干的出厂日期和保质期被以很小的字号印在包装袋的夹缝中，眼尖的女朋友发现后埋怨他怎么买了过期的，一旁的侯峰想想都觉得不可能，“超市里买的”。直到他自己扒出袋子上的保质日期，才确认已经过期十几天了。
第二天，侯峰拎着饼干去超市要求退货，对方先是不承认，等他拿出购买小票，商家仍强撑道：“你在我这儿买是买了，但可能买的不是过期的或者出去调换了。”这让侯峰大为光火：“说这话就没意义了，谁会为了几十块钱的东西胡搅蛮缠。”
在找商家来去三次仍协商无果后，侯峰将对方投诉到了上海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行政人员的介入下，商家才同意退货，但侯峰却不乐意了，他坚持要食药监局开出处罚，商家只能好言同他协商，事情拖拖拉拉了四个月，侯峰才同意对方提出的处理方法：退货并赔偿几百块钱。
这让侯峰初尝到甜头。在和商家对峙的几个月时间里，他查了些应对的法律法规，也接触到了职业打假人这一群体，彼时的侯峰还是个在工厂打工、每月领三四千工资的蓝领，也正是这次经历，让他有了想法：自己是否也能成为职业打假人，既能站在正义的立场上打假，又能从中获益。
饼干事件结束后没几个月，侯峰开启了他的第二次打假，这是他对职业的一次探索。当时，他在网站上看到国家食药监总局对全国食品抽检的结果报告，于是有针对性地在天猫上买了一份大枣并拿去检测，等农药残留超标的结果出来后，侯峰又去同一家店买了两千多元的大枣，接着便将销售商投诉到郑州的食药监局，并起诉到上海松江区人民法院。由于案件需要耗费侯峰比较多的时间，在快开庭时他决定向工厂辞职，以便能专心打官司，那时的他对打假的程序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
虽然耗时七八个月，但结果毫无悬念。法院支持了侯峰的三点诉求：退货、十倍赔偿和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本辞职时侯峰想的是以后再找工作，但自从胜诉后，他再也没找过，专心做起了职业打假人，从上海打到北京、杭州、郑州……有时碰上两个案子同时开庭，无暇分身的侯峰就会找到当地相熟的律师帮他出庭，“证据链是完整的，谁出庭结果都一样”。
磨“刀”霍霍
只要拿到食药监的认定和第三方机构的检测结果，侯峰就有把握赢得官司，他的自信源于对法律法规以及行业标准的熟悉。
由于工作时间比较自由，事情不多的时候，侯峰经常和同行聚在一起分享经验。采访约在上午十点，九点他就已经拉着樊俊杰出现在咖啡馆，樊俊杰从事打假的时间比侯峰长得多，两人是在开庭的时候认识的，当时侯峰的案子刚结束庭审，他得知当天法院还有一起维权案要开，于是特地跑去旁听。像这样通过旁听结交到朋友的例子，侯峰还有许多。采访那天，一早两人就针对最近各自手上的打假交换起意见。
微信上，侯峰加了四五个百人到千人的大群，他说自己是潜水者，看看同行分享经验，但他十分坦白：“群里很难了解到真正的技术问题。就像你做化妆品，你知道真正的问题，但你不可能跟别人分享，只有做不下去的时候，才会去群里让大家都买，通过批量买给销售商施加压力，其余时候都是潜水打鱼晒网的。”
因为每个人的主攻方向不尽相同，和别人交流获得的只是参考经验，更多时候侯峰喜欢窝在房间里研究法律，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说到熟读的法律法规，侯峰有些得意，说他现在一看化妆品的主要成分，就能认出哪些是不被允许添加的，花了近一年时间，他才和被允许添加的八千多种化妆品成分混了个眼熟，曾经打假的面膜、护肤品等都是通过浏览其主要成分而初步确定其有非法添加的嫌疑。
以往，在嫌疑被认定后，接下来的官司能否胜诉，侯峰一点都不担心，但现在他说打假变难了。他说的变难是指有人开始在职业打假人到底是不是消费者的身份上做文章，消费者的身份如果不被认定，等同于打假人失去了法律的保护，胜诉也就无从谈起。
侯峰是吃过这个亏的。2017年2月，他盯上了一款面膜，这款面膜标注的生产商家并非真实的厂商，同时还存在非法添加化妆品原料的问题，到2018年2月，案子在这一年中经历了一审和二审，一审杭州余杭区人民法院支持了侯峰的诉求，二审时，虽然产品被认定为假冒伪劣，但杭州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告存在多次购买行为，不被认定为普通消费者为由推翻了一审，侯峰不服气：“到底我是不是消费者重要，还是产品假冒伪劣重要？”
无独有偶，在此之前一位化名为江小华的职业打假人，起诉永峰恒发商贸公司售卖假茅台的案件被判败诉，法院判决依据便是江小华提前找到公证处办理保全证据的公正，后又协同公证人员去购买茅台酒的过程，及其另有数十起购买商品后索赔案件的情形，因此法院不认为江小华购买茅台酒是为了消费。
打假维权的新闻，侯峰最为关注，接二连三的败诉消息让他觉得打假变难了。顿了顿，他像是安慰自己似地说：“不是都这样的，也有法官认为消费者身份和案子无关，北京、上海、杭州的法院都不一样，这和个人的理解有关。”
寻求肯定与不自信
法院门口，无证生产巧克力的商人对侯峰爆着各种粗口，尽管两人刚刚已在法官的调解下达成了赔偿协议。一旁的侯峰也不恼怒，反而笑着回应：“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你销售什么东西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要负起责任，你跟我吵，没用。”说完扬长而去。
身为打假人，被商家乃至网络诋毁为吸血鬼是常有的事，因此自我职业的肯定显得十分重要。初期，侯峰在没那么坚定的时候，就会从朋友那儿寻求解答，他们常互相宽慰：“他们说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只要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做得对，就坚持下去。”也正是同行的不断鼓励，使得侯峰认定自己是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去铲除邪恶。当外行问他借此赚钱作何解，他会肯定地告诉对方：“职业打假人也是要生活的，不可能以公益打假的形式去做。”
职业的正当性，侯峰从不怀疑。比如约访，跟群里接触的几个打假人的犹豫不一样，侯峰第一时间就爽快答应了。他说这源于他对这份工作的自信，打假期间，和商家的协议里必然要加上一条“下架劣质货物”，“至少我没有假打，这也算做好事。”
尽管他很乐意告诉外界自己在做什么，但面对要采访他的初识者，侯峰还是会重复问上一句：“你觉得是卖假货的可恶，还是打假的可恶？”在得到满意的答复后，他才会打开话匣子。说他自信，但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是如此，比如辞职几个月之后，瞧着瞒不住父母时，他才说了自己的打算，而从业至今，山东老家的亲戚也还不知道他具体干什么工作的，如果有人问起，他和父母都会打哈哈道“在外面上班”。
侯峰没想过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在他心里，中国打假第一人王海属于他一直想超越但从未被超越的神话，他不知道如何达到王海的境界。出手保守又不愿和团队合作大批购买的侯峰显然是能挣一分算一分的人。侯峰是凭一己之力蛮干的那种，在打假的行业里，有的老手喜欢多带徒弟以获得抽成，但他自嘲是自私的人，既不愿意费时间教别人也不打算找人一起干。
采访结束，侯峰准备再同老友聊一会儿，然后到附近的商场转转。没有庭审的日子，他就要开始寻找新的猎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