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篇文稿，历经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字数80余万的《彭康文集》，记述了这位交大西迁掌校人—-彭康同志跨越38年的重要文献和精神财富。
这部精心筹备十余载，由夏征农同志题名，钱正英、姜斯宪同志作序。今天面世，付梓出版！
《彭康文集》收录彭康同志的著作、文稿共116篇（部），其中著作104篇（部）、译作12篇（部）。这些著作跨越了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其中有论文、杂文、时评、报告、讲话、指示、批示、书信等多种文体；内容上，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文化艺术、社会工作、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收录了彭康同志1927-1937年之间的著作和译作，下卷收录了1938-1965年之间的著作；本书附录收录了《彭康自传》和《彭康年谱》。
传奇而伟大的一生
彭康（1901-1968），是我党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具有深厚造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开拓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教育家。1952-1959年任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1959-1968年担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
彭康1901年出生于江西萍乡。1919年赴日本留学，后考入京都大学主修哲学，开始研究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1927年，彭康放弃了即将开始的学位论文答辩，毅然回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参加了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成立的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投入左翼文化运动。192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起担任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委员、代理书记；1930年与鲁迅一道发起成立左翼作家联盟（即左联）。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由启蒙阶段转入了系统传播阶段。彭康承担了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宣传唯物辩证法的重要任务，从1928-1930年两三年间，他翻译和撰写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和译作20余篇（部），共26万字。
其中包括翻译出版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柯尔施的《新社会之哲学的基础》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撰写《哲学的任务》《思维与存在——辩证法的唯物论》等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文章；发表《五四运动与今后的文化运动》《新文化底根本立场》等论文和时评。
彭康希望通过自己的著作能够“引起多数的学者来努力从事和继续这个工作，以建设中国特殊状态下的积极的思想——世界观和人生观”。就当时的理论界、出版界的状况而言，无论是从写作翻译的篇目和字数上，还是著作、译作的选题和作品质量上，彭康的这些著作和译作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早期传播都是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尤其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本，在当时的中国大都是首译或最早的版本，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的重要出版物。
■ 转战在华中抗日根据地–抗战时期的彭康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彭康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华中局、华东局的重要领导职务，为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主持编辑出版党报党刊《江淮日报》《真理》等，筹建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组织根据地的军政干部学习理论，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有“远学老庄，近学彭康”之称。自1945年起，他先后兼任华中建设大学、华东建设大学、华东大学、山东大学的校长，全面负责这些地区的宣传、文化和教育等工作，为国家建设储备政务管理和专业技术干部。
新中国成立 任交大党委书记和校长
彭康于1952-1959年担任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1959-1968年担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为交通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是交大人十分敬仰和爱戴的老领导。掌校期间，他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坚持教育规律，把握办学方向，秉持交大优良的办学传统，积极探索，形成了鲜明的治校风格与特色，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大学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各项业务工作上全面贯彻实施，带领交通大学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 彭康和青年教师、学生座谈
交大西迁的卓越领导者
1955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重大决定时，正是彭康到校任职的第三年。5月初，彭康与交大资深教授朱物华、程孝刚、钟兆琳、周志宏、朱麟五等一起到西安勘探学校新址。
1957年7月彭康主持校务委员会调整了迁校方案，并得到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分设西安、上海两部分，由彭康实施统一领导。至1957年底，大部分专业系科和师资迁入西安新校。西安部分由11个系合并为9个系，23个专业；教职工总数2585人，其中校本部教职工2413人，教师1083人（含教授44人，副教授30人，讲师111人）；在校学生6881人，其中研究生17人[①]。上海部分设7个系、19个专业；教职工总共为2300人，其中教师890人（教授69人，副教授32人，讲师232人，助教557人）；学生5078人[②]。在紧张的迁校、建校过程中，教学、科研有序进行，学校各项工作获得新的发展。
1959年7月，国务院作出新的决定，交通大学西安、上海两部分单独成校，分别命名为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任命彭康为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任命谢邦治为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同一年，同根所生的两所交大一并进入国家重点大学行列。
西迁精神的杰出典范
2017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对西安交通大学老教授的来信作出批示，向当年交大西迁的老同志表示敬意和祝福，也希望西安交大师生传承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提及西安交大西迁的老教授，并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爱国奉献，无怨无悔，让我感到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同时让我感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 设备装箱准备由上海运往西安
当年，中央决定交通大学西迁，彭康便承担起领导交通大学西迁和建设西安交通大学的繁重任务。交大西迁，面临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复杂局面。彭康在艰辛备尝的西迁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主导作用，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卓越的领导力，带领交通大学克服重重困难，实现了西迁壮举。
在交大西迁过程中，彭康始终坚持大局观念，他特别强调：“学校是国家的学校，是社会主义的学校；交大是国家的交大，社会主义的交大。”因此他在西迁动员及迁校问题讨论中，反复说明“迁校不是我们一个学校的问题，而是牵涉到上海、西安，牵涉到整个支援西北的问题”，要求大家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利益来考虑问题，始终坚持交大西迁支援西北建设的方针不动摇！
彭康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身先表率这样做的，他亲往勘探校址，组织迁校，率领交大师生来到黄土地上奋斗。彭康受命担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时，年已59岁的他一如既往，以饱满的革命意志迎接新的挑战。多年后，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回忆说：“国务院决定迁校后，彭康主动要求到西北来。”“他一再表示，要在西北扎下根来，愿尽毕生之力办好西安交通大学。”
■ 1956年7月20日，首批迁校教职员工踏上西迁征途
在交大西迁过程中，彭康始终坚持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把握教育科研工作的正确方向。他对比分析了在西安、上海进行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实事求是地指出：西安有有利的方面，也有暂时的困难，但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总体而言，交大迁校对支援西部建设和交大本身的发展都是有利的。尽管西迁是一项复杂艰巨的工作，但在彭康的正确领导下，全校师生凝聚集体的力量，以实际行动做到了迁校和教学两不误，而且还扩大了招生规模，建立了许多新的专业、新的实验室、新的研究设备，提高了教学科研质量。
在交大西迁过程中，有一段时间，彭康所住的上海康平路寓所几乎每晚都要召开党委和总支负责人的碰头会。为了正确处理迁校问题，他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夜。考虑师生西迁后的生活问题，彭康在新校选址的时候提出新校址不要靠近工业区和商业区，尽量靠近市区，交通要方便，以利于安排师生员工的生活问题；学校环境需要安静些，同时考虑以后的发展。
■ 1959年9月，上海交大全体师生员工举行大会欢送彭康校长
校址选定后，立即邀请上海华东建筑工程设计院组成设计组到西安进行现场设计。西迁教职员工将在西安安家落户，这就牵涉到配偶的工作调动和子女的入学问题。彭康深知，这些问题解决得不好，教职工将难以安心在西安工作和安家落户。在他的努力下，学校在上海市及有关省市和部门支持和协助下，妥善解决了教职工家属的工作调动问题，兴办了高质量的附中、附小、幼儿园，还从上海动员迁来了成衣、修鞋、理发、洗染、煤球制作等生活服务部门，使师生员工和家属生活免于后顾之忧。
20世纪50年代交大西迁是一项具有开拓意义的战略行动。彭康同志当之无愧为交大西迁的卓越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当之无愧为“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西迁精神的杰出典范。正是他以前瞻的战略眼光、无私的献身精神，带领着交大师生奔赴祖国西部，开辟了西安交大一片崭新的事业，以实际行动支援了大西北建设；也正是他展现卓越的领导力，发挥超强的管理智慧，妥善筹划了交大分设两地的方案，并搭建好上海、西安两所交大的发展平台，规划了两校的发展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