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马伯庸长篇新作《食南之徒》最近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和中南博集天卷共同出版上市。在浩瀚如海的史料中偶遇唐蒙与枸酱的故事时，马伯庸便决定写一本小说，这是一位当代“吃货”向汉代先贤的致敬。
一如《长安的荔枝》《两京十五日》，这也是一个马伯庸从历史的缝隙里“抠”出来的故事。本期新闻晨报·周到《上海会客厅》节目，我们邀请到马伯庸作为对话嘉宾，请他分享《食南之徒》的创作经历以及写作背后的史料挖掘故事。
两枚竹简的背后
是一个思乡故事
Q新闻晨报·周到：新书名字叫《食南之徒》，我第一眼看到书名以为是关于美食题材的，那么这本书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什么故事？
A马伯庸：这是一个发生在西汉年间的美食故事，但它并不仅仅只是一个美食故事。我在《史记》里曾经读到过一段记载，一位汉朝使者前往南越国，在那里无意中接触到一味美食，他锲而不舍地追寻其来源，最终竟促成了汉代统一岭南的进程。小食物，撬动大历史，这个记载非常有戏剧性，很值得为其创作一部小说。
Q新闻晨报·周到：我发现你每次的参观都能在不经意间带来写作的线索和灵感，包括《大医》的创作是源自参观上海华山医院院史馆。据说你每次到广州有时间都会去参观南越王宫博物馆，在参观之后挖出的上古大瓜是什么？
A马伯庸：我在南越王宫博物馆看到过两枚竹简，是两棵壶枣树的园林档案。它本身并没有太多信息量，可是我很好奇的是，壶枣是北方的树种，为什么会出现在广东南越王宫里？谁会花力气要种植这种注定难以成活的作物？我深挖了一下，发现初代南越王赵佗其实是北方人，家乡在正定，当地恰好有一种特产就是壶枣。赵佗本人活了足足一百多岁，可以想象，一个年过耄耋的老者，因为政治原因无法归国，心中思念故土，只好移植一些枣树到王宫，聊以自慰。所以这两枚竹简背后，揭示的是一个有些悲伤的思乡故事。
书中出现的种种细节
尽量贴近史实
Q新闻晨报·周到：写作素材不会凭空产生，往往来自于生活与阅读经验，你对西汉时期岭南地区社会文化是如何在写作过程当中逐渐积累的？
A马伯庸：我从小到大转了很多次学，工作之后也是走南闯北。不停地在各地穿梭，让我见识了祖国各地的风土人情，也养成了随时观察和记录的习惯。我是个吃货，经常会找理由跑去广东大快朵颐，所以对广东饮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必须要有长时间的浸润，才能捕捉到当地风俗的一缕特质。
Q新闻晨报·周到：南越国是汉朝的一个藩属国，距今已经两千多年了，你在书中涉及到南越国的风土人情、用具、建筑等，这些都有考古佐证吗？
A马伯庸：我在动笔之前，把几乎所有的相关资料都搜集了一圈，几乎是涸泽而渔。在书中出现的种种细节，我都是尽量贴近史实，至少有本可据。我希望读者在读完这本书之后，走进博物馆，能看到书里的器物就摆在橱窗里，书里的人物就贴在展板上，让文学与史实，虚构与现实之间构成一种连接。
当然，想要做到100%还原是不可能，好在小说并不是考古报告，只要做到大体符合历史逻辑，也就够了。
Q 新闻晨报·周到：在书中，唐蒙本是豫章郡番阳县的一名县丞，却因为自己的贪吃阴差阳错地摇身一变成了出使南越国的汉朝使节，用小人物带出宏大的历史题材很有意思，而且据说唐蒙还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个人物。
A马伯庸：对，《史记》里出现的人物，不过记载只有短短一段，生平不详。不过正是因为这种不详，才给了我想象的空间。
Q 新闻晨报·周到：在你看来，这个故事最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A马伯庸：一个好的故事，没法用简单的标签来归类，它一定是多种要素的复合。美食中也会有悬疑，美食也可以来讲政治。李安的《饮食男女》拍的并不仅仅是饮食，陆文夫的《美食家》，写到底写的是人生态度。所以这个故事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是无法归类的。
读者有最挑剔的眼光
他们也是最真诚的
Q 新闻晨报·周到：你最近提到“这本书的主角是个吃货，为了写好他，我必须要在美食段落里投入饱满昂扬的感情。而维持这种情绪的办法，就是吃、吃和吃。”这是否也是这本书与之前作品不同的地方？
A马伯庸：对，因为书中涉及到大量的美食描写。美食如感情，如果作者自己不相信这些，不带着丰沛的感情投入其中，很难激发出读者的荷尔蒙。所以自己要先吃得开心，这是写书的代价。
Q新闻晨报·周到：有评论家最近说，只要是马伯庸的故事你就愿意去看，他就会让你取得信任，和读者达成契约，这种契约对作者、出版社来讲都是无比美妙的契约。这是否也说明今天的读者对故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A马伯庸：读者永远都是苛刻而真诚的。他们会用最挑剔的眼光来衡量你，哪怕你有一点点失误或退步，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同时他们也是最真诚的，一旦认可了你的努力，就会不遗余力地给于支持，发出赞扬。所以我每次创作，都有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辜负了这份信任，只能被他们逼着不断进步和创新，想躺平都难。
文/晨报记者 严峻嵘
图/晨报记者 严峻嵘 受访者供图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严峻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