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一个小伙子和我们联系，说自己在为《繁花》做前期调研工作。
他说看很多我们的文章，汲取灵感，也去找我们采访过的人物聊了聊，以拼凑出角色的时代生活背景。
我们笑称：彼此的工作很相像。
终于，六年过去，《繁花》开播了。
我们选取了电视剧《繁花》中的一些片段，来说说真实历史中的那些人事物。
|外企白领与“外事无小事”
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外企白领，已经有了严格的“dress code”（着装要求）。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街头，在两用衫、夹克衫的茫茫人海中，出现了一小群西装革履挤公交车、踏脚踏车上班的人。
“格辰光冷天屋里厢冷死，到办公室又只好穿衬衫。跑到商社来上班，棉毛衫、棉毛裤脱也来不及脱。”
“生活上有交关窘境，相信第一代外商雇员每个人都碰到过。”吴平说。
在进入日本九大商社之一——日商岩井之前，吴平的工作单位是一家街道企业。
那是1982年，他被作为培养对象，从延中复印工业公司借调在街道团委工作。
因为自学过一点英语，当有关部门来为外商选拔人才时，他第一个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尽管来自“上只角”，刚进日商岩井担任业务员时，吴平还是闹了些笑话。
“上班没几天，所长让我发个‘telex’（电传），我从来没听到过。”他说。
如今80后、90后闻所未闻的电传机，在当时可是先进的通讯设备。通过发送“明码电报”，可以与公司在全球的100多家分支机构联系。
零基础的吴平只好请比他早进商社、从外贸公司调来的同事教他，利用吃午饭的时间拼命学习。
1982年4月，上海市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服务部成立。外商在上海雇用中国雇员，必须通过该服务部。
原先在宝钢外事处工作的叶兴虎，被市政府抽调到外企服务部工作。
国门初开，外商进驻上海，急需聘用中国雇员。然而当时的人事制度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从哪儿来呢？
最初规定，业务人员由上海外贸总公司推荐，秘书等服务人员由锦江饭店推荐。可很快就无法应对缺口。
“每天都有外商机构来要人，但是我派不出人。”叶兴虎回忆说。
由于之前的教育断层，要在一千万人口的大上海找到略懂外语的人才，竟然有“踏破铁鞋无觅处”之感。
为此，叶兴虎和同事跑去静安区和徐汇区的一些街道选拔人才，后来又跑遍了上海的十个工业局。
1983年，当时在上海船舶设计研究院工作的吕富强也通过了选拔。
“其实我不大想去，对外商有点陌生。”他回忆说。
“我问阿拉师父，没想到他讲：去！这个就是老早讲起来‘吃洋行饭’。侬假使待在研究所，到顶也只不过是高级工程师。”
国门初开，更大的挑战来自于思想政治上。像吴平、吕富强这样到“洋行”去上班，当年被看作是“不出国的劳务输出”。
“所有雇员都必须按照出国的要求政审。”叶兴虎说，“从隔壁邻居、居委会、派出所到所在单位……一路政审下来要敲十几个图章。”
第一代外企白领，都听过“外事无小事”这句话。
每周六下午，外企服务部要召集被派遣到各个外国商社的雇员，坐在瑞金路小学的小板凳上，开展思想学习活动。
根据规定，雇员的家属不可以和外商一起吃饭。
“日本人邀请阿拉家属吃饭，我只好跟同事联合起来，伊讲老婆加班，我讲老婆身体不适宜（舒服）。”吴平说。
“几趟下来，日本人觉得奇怪了：哪能每趟总归要加班、生毛病？”
一直到1986年，吴平打了报告，得到批准后才得以带家属参加公司活动。
饭不可以随便吃，礼也不可以随便收。
“比方讲外商送我只打火机，我不好拿回去，快点奔到管理办公室上交。”吴平说。
“所有上交的礼物，到年终摸奖的辰光，可以优先挑一样——只好挑一样。”
1984年，吕富强被派遣到三井物产，在收礼这件事上也碰到了难题。
“我有根领带，是上海领带厂的真丝‘敦煌领带’，最好的那种。”
“阿拉有纺织部，对着装比较讲究。日本人看到我这根领带，有点屏不牢了：吕桑，我给你根领带，这是日本产的，试试看。”
“我敢戴啊？交到管理办公室了。日本人问：为什么不戴？我只好讲：被同学看到拿走了。日本人不响，过了两天，又给我一根领带。”
“这根不好再交了。我心想，外服假使问我，我就讲：工作需要，喏，戴了嗨。”
|联谊大厦
强总上班的联谊大厦，在《孽债》里也出现过——吴观潮上班的地方。
1985年5月，拥有当时全上海最好外滩景观的联谊大厦在延安东路落成。
这幢高107米、28层的大楼，曾创下多个上海第一乃至全国第一，比如上海第一幢涉外商务办公楼、高度第一大楼、内地第一幢玻璃幕墙建筑……
联谊大厦的物业管理公司拿到了上海的第一张物业牌照，从此办公楼的物业管理模式开始在全上海推广。
上世纪80年代，上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
据说锦江俱乐部、锦江饭店中楼和南楼几乎全改为办公用房，和平饭店、上海大厦等涉外宾馆的一些客房也改为办公室，但仍难满足需求。个别外商不得已“偷租”民宅，开设“地下办事处”。
究其原因，上海的办公楼太少。市委市政府研究后决定，合资建设上海第一座涉外商务办公楼。
很快，一份建设工程审批文件放到了汪道涵市长的办公桌上，申请人是香港新鸿基证券有限公司、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和上海锦江联营公司，申请内容正是在外滩建造一幢甲级写字楼，名为“联谊大厦”。
此前，上海没有任何建造涉外办公楼的经验。为了高质量打造这栋商务楼，建筑所用材料都把关甚严，中央空调、冷冻机、锅炉、日立电梯、擦窗机、监控系统、冷却塔、玻璃幕墙等，均看齐国际水准。
大厦竣工半年之前，预订出租率已超七成。其中有三菱商事、丸红、通用电气、IBM、惠普、王安电脑、DEC、花旗银行、ABB、三洋电机、新鸿基等世界知名企业。有些企业排队登记超过一年，方才得以入驻。
“在联谊大厦上班”，一时成为年轻人的梦想。
此后，瑞金大厦、上海国际贸易中心、上海商城等一大批涉外办公楼陆续问世。
据说这些写字楼里都有一名“打桩模子”（黄牛）常驻，专门兑换外汇券。
|《孽债》
《繁花》热播期间，上海人见面多少都会聊上几句剧情。上一次这样的场景，也许还是《孽债》。
1995年1月9日，《孽债》在上海电视台八频道开播。
当时27岁的年轻导演梁山喜欢在晚上骑部脚踏车上街，晚上8点05分，上海的马路上、公交车上几乎空无一人。因为大家都在家里看《孽债》，甚至有饭店把电视机搬到了大堂。
“我骑着自行车一路听过去，路边的裁缝铺子、理发店里，传出来的全都是这部片子的主题歌。”梁山回忆说。
“这是作为艺术工作者最幸福的时刻。”
电视剧《孽债》改编自叶辛的同名小说，由黄蜀芹担任总导演，梁山和夏晓昀担任导演，讲述了5个云南知青的子女来沪寻找亲生父母的故事。
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部“现象级”的电视剧，甫一播出即引发轰动。有一个星期的平均收视率创下了42.65%的收视纪录。
期间，上海电视台曾因播出“群星爱心演唱会”，停播一天《孽债》。
尽管事先多次在屏幕上打出字幕说明，但市民们还是急得疯狂拨打电视台热线，说只要当晚播，再晚也没意见。
为了满足观众的热情，上海电视台后来不惜损失200万广告费，将每天播一集改为播两集，开了黄金剧场两集联播的先河。
在梁山看来，采用沪语对白是这部戏成功的关键之一。
“我们模仿的是上海当时拍得最棒的几部纪录片，比如《重逢的日子》、《毛毛告状》等。”他说，“电视剧有种表演的腔调，我们想把它去掉。”
当时，梁山很推崇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它的形式特征之一就是运用地方方言。
在尝试用沪语拍戏这个想法上，梁山和他的老师黄蜀芹一拍即合。可演员从来没这么演过，他们担心说上海话会像演滑稽戏。
还有台词的表达，比如，怎么用上海话说“我爱你”呢？梁山提议，让演员根据上海人表达感情的方式，自己对台词进行口语化的“翻译”。
所以在赵有亮扮演的沈若尘向严晓频扮演的妻子梅云清“摊牌”那场戏里，台词是这么说的：
“云清，侬讲，我对侬好伐？假使我在啥地方骗过侬，侬还会对我好伐？”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影评人毛尖这样评价《孽债》的语言特点：
“不同年龄层不同阶层的上海话，各种腔调，如同不同区域的上海，支持不同人物的行动逻辑。”
梁山也说：“方言看似是面上的东西，其实变成了核心式的动力。”
“清一色的上海演员，他们对上海的风土人情更加理解，用自己的方言来演，也演得更准确了。”
除了语言上的贴近性，《孽债》还忠实地记录下了上世纪90年代上海的风貌。
剧中表现上海的第一个镜头是从外滩摇到陆家嘴，一枝独秀的东方明珠尚没有“厨房三件套”作伴，耳边传来的海关大楼钟声还是《威斯敏斯特报刻曲》。
与此同时，弄堂里还在倒马桶、用公用电话；晚高峰时候，公交车又挤又堵，马路上不乏有赤膊骑脚踏车的路人……
2009年黄蜀芹在回顾拍摄《孽债》的初衷时曾说：
“那个时候，我清醒地感觉到时代大变革快要来临了，上海市区的许多老房子被推倒了，上海的生存环境，将近七八十年，甚至于一百年的历史文化、城市文明，应该通过影像抢下一些留作历史记忆的镜头。”
“《孽债》后来为什么会那么受老百姓喜欢，获得广泛的感同身受，就是那样的生存环境和老百姓的生活太接近了。”
|泡饭
宝总每次去夜东京，泡饭过6个小菜。
几十年前，这对上海人来说太奢侈。
更有可能的吃法，来自“进贤路F4”吵相骂后的葛老师。落魄的他看着隔壁金宝的姆妈送来的冷饭，对宝总说：“侬给我倒点开水好吗？我吃泡饭……侬帮我腐乳拿一下好吗？”
在所有吃食中，没有一样比泡饭更能代表上海了。
五六十年代，上海的工人家庭清晨一咕噜起床，把隔夜饭倒入锅，浇上老虎灶泡好的开水，生起煤球炉，滚个几下，一碗泡饭便上桌。
再配上小菜，囫囵吞咽下去，短短几分钟内，肚子就填饱了。如此，早上六点钟上班，可以扛饿到中午十一点吃中饭。
“泡饭这种餐饮形式比较适合工商城市快节奏的生活。上海人守纪律、重辰光，就是这样磨练出来的。”
九十年代，历史学者承载曾访问过普陀、杨浦一带的纺织工人，他们的工作偏重于体力劳动，上班时间严格。
“没有泡饭，就没有上海近代产业的发达。”他说。
然而，经过“拷贝走样”，泡饭早已不仅仅是工人的专利早饭。
不少上海文人，也对泡饭充满了感情。
上海作家马尚龙，小时后一家七口住在“上只角”淮海路上的霞飞别墅，父亲掌管爷爷的印刷厂，每个月收入150块。
照道理说，在六七十年代，这样的生活水平算得上优渥，但要养一大家子，还是有点紧巴巴。
物质的拮据如同是给日子拧上了发条，让身处其中的一家人不由得加快了节奏。
每天一早六点三刻闹钟一响，兄弟姐妹们立马你追我赶地起床，走出三十多平的房间，往上踏三个台阶，来到厨房、晒台和卫生间所在的楼层。
这时，姆妈已经用24寸大的钢钟镬子把泡饭烧得滚烫了。
“个么泡饭老烫的哪能办呢？”他说。
那个年代上海人民的智慧就在这里了。
滚滚烫的两大碗泡饭盛满，他们把泡饭集中到晒台上去“晾”。冬天的时候，把烤菜露倒入泡饭中，让它迎着西北风吹，便足以加速降温。
天再热一点，在面盆里盛点冷水，把泡饭碗揿在里头，面盆里的水徐徐升温。
刷牙洗脸，再回到晒台的时候，泡饭的温度差不多降到可以吃了。
“阿拉都不要爷娘催，吃得如火如荼，所以软腭都是烫伤的。”他说。
大头菜在瓶子里，碗里有腐乳、隔夜青菜。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充满好胜心的少年们互不相让。
等到80后长大，小时候不喜欢吃的泡饭，终究成了乡愁。
80后彭晟杰，小时候是讨厌吃泡饭的。然而，小彭的爸爸偏偏酷爱这道传统早饭，老彭喜欢过糖蒜、姜丝和南汇老家亲手腌制的酱瓜吃，乐此不疲。
“老一辈的DNA里厢有吃泡饭的基因。”说起爸爸的脾气，小彭有点“积怨”，“上海人上班老急的，又做人家，最好前一天留下的剩菜剩饭一记头吃脱。”
十几年前，彭晟杰去瑞士卢塞恩学习酒店管理。远在他乡，相继在中、西餐厅实习，他在东西饮食文化的吹拂下，逐渐发现了自己的“上海胃”。
“泡饭在我胃里打下了烙印。西餐吃腻了，胃不舒服。”他说。
肉肠炒蛋，即高仿版的榨菜肉丝，再过上泡饭，唯一缺的是家的味道。
和过去相反，彭晟杰现在只有到周末才有空过泡饭，原因是，他的泡饭是讲究吃法了。
泡饭烧烧快来兮，但是小菜的准备，却要费一番功夫，腐乳、虾油露鸡、酱瓜、咸蛋、皮蛋、黄泥螺，烤菜、螺蛳菜、萝卜头、花生……
你可能觉得这样过泡饭是不是有点喧宾夺主了。其实未必，上海泡饭的小菜，也是泡菜文化的精髓。
家里过泡饭上的什么小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你的籍贯。
据说，苏南人口味清淡，爱吃带点甜味的酱瓜；宁波、绍兴人嗜咸，镇江、南京一带的人做酱菜特别考究；高邮苏北这带盛产鸭蛋；安徽人爱搞点辣味；海宁一代沿海渔民多，口味比较重，其斜桥榨菜风行于世。
一碗隔夜饭，一壶热开水，几碟小菜。简简单单一顿早餐，你能看出一户人家的底细，城市的过去和上海人的身份认同。
难怪，这一碗泡饭生生不息。
|梦特娇
1991年，上海全市职工年平均工资3317元，每月平均约276元。
刘海文（化名）在1991年买过一件凹凸版的梦特娇，海蓝色，上面有黄色一枝花，他记得价格大约是900元。
这个数字，相当于那年上海普通职工3个多月工资。
在那个年代，梦特娇短袖T恤还是有点东西的。
首先是面料。
梦特娇男孩津津乐道的“冰丝短梦（短袖梦特娇）”，其实是一种人造纤维代替天然丝，对聚酰胺面料进行多道工序加工后生产出的，这种材料叫“亮丝”。
市指几个80后读者都有类似的印象，小时候用手去摸长辈的那件梦特娇，“一碰上去，冰冰凉”，“类似于冰蚕丝”。
其次是款式。
梦特娇亮丝T恤大体分为平版、花版、凹凸版。
1999年，当时很火的亚新生活广场里，凹凸版亮丝售价680-880元，平板和花版亮丝便宜点，600-780元。
最经典的颜色是灰蓝色，有点类似蒂芙尼蓝，其次就是黑色，俗称“黑梦”。
大概它家设计师精准领会了那些年梦特娇男孩们的内心需求？蓝色个性张扬，黑色沉稳内敛，反正腔调是到位了。
最后就是标志性logo，胸前一枝花。在梦特娇男孩记忆里，黄色一枝花最经典。当然，这朵花也有粉白款。
这枝花是整件衣服的核心，它既是品牌的logo，更是“身价”的象征。
除了衣服本身的卖点，围绕梦特娇的话题更是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
梦特娇走红不久，仿冒品也紧随其后，充斥于市面上。
“真假梦特娇”升级弄堂热搜，那些斥巨资买过“正版”的梦特娇男孩们，在辨真伪这件事上个个无师自通。
最有名的传说之一，就是“香烟头可烫”。
刘海文印象特别深，有次同事把梦特娇短T带到厂里来，一帮人起哄要用点燃的香烟头做鉴定实验。那件实验品过关了，“确实阻燃”。
一时间鉴真假的哏实在太多，从材质到走线，从性能到颜色，都能成为大家判别真假梦特娇的切入点。
“这个牌子仿冒很难。”刘海文认为，大兴货一眼就能看出，“（穿在身上）没骨头”。
这个自带喜感的话题还传承到了“梦二代”。
跟着父辈瞥见过梦特娇辉煌的80后们，当时年纪不过10岁左右，也在耳濡目染中，掌握了某种鉴伪技能。
市指读者Edonchen是1981年出生的，他曾留言说：“我大舅从他小舅那批发来的梦特娇。”
“真伪鉴定秘籍，（是）左胸口那个口袋边缘里侧的缝线，在走线的两个末端会各有一个非常自然的收口，假货是直接缝线封死的。”
另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是：“到底适意伐？”
梦特娇男孩们给出的反馈千差万别，有人说吸汗又透气，也有人说特别闷，只适合在空调房穿。
但仔细想想，情有可原啊，当年身上这件T恤带来的满足感是如此巨大，那点微不足道的舒适度问题，多么不值一提。
时过境迁，生活里一切都变了，梦特娇早就是“上古”潮牌了。上海那么多购物中心里，爷叔们要能找到一件梦特娇，大概比发现古董还惊喜。
一代梦特娇男孩已经老去，不知他们路过潮牌店门口年轻人的排队长龙时，那些曾经的自己，会不会被短暂地记起？
|光明冰砖
网友评价范师傅直接拿勺子挖着吃的方法为“绝对大户”。因为冰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属于“白富美”。
能够追溯的冰砖价格，大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彼时益民厂的冰砖分小、中、大三个规格，分别卖1角9分，4角2分，7角。
对于七八十年代工薪阶层家的孩子来说，一般总得有点好事发生，才能吃上一块冰砖。
一位名叫马蒋荣的作者在向报刊投稿时回忆说，第一次吃中冰砖是在老妈有奖贴花储蓄兑现了2元钱奖金的那一天。
而美食专栏作家西坡回忆：
一旦隔壁邻居看到你用一条毛巾包着一块大冰砖匆匆踏入客堂间，就能猜到你家来了客人，而且不止一个。
相对于小冰砖和大冰砖来说，上海人最熟悉的是中冰砖，简称“中砖”。
七八十年代，对于囊中羞涩却想吃中砖的顾客，商店有把中砖一切为二的卖法。
此时，上海人对于精确的追求又表现到了极致：
为了确保一分为二的冰砖大小一模一样，分割冰砖采用对角切的方式，谁都不会觉得吃亏。
一公斤装的加仑，在1980年代初刚开始生产时，也算奢侈品，定价8元。相当于当年一个普通工人月收入的近五分之一。
最早，加仑是专供给酒店、饭店的产品，等到弄堂里的人家纷纷买了冰箱之后，加仑也随之进入了普通上海人的家庭。
文/晨报记者 姜天涯
制图/特级首席美编 黄欣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姜天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