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李佳琦的事，79元的眉笔。如果将这个价格拆解开来看，平台并没有消灭任何的中介，中介照样赚钱。所以，你要认识到其他中介的作用。”9月24日下午的外滩金融峰会圆桌会议上，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谈到平台经济时这样说，从支付本身来讲，可能是去掉了中介，但你可能对一连串的贸易带来了很大的摩擦，提高了成本，降低了效率。
“这好比我造了房子，我自己开商店，自己经营。另一种，我造了房子，租给别人去办商店，这个办商店的人可能完全是自己经营，也可能是商场，让各产品自己到这个地方来经营，这是不同的平台。尤其是到了工业领域或者是产业互联网，不仅仅是交易型、共享型的，还是交互式。”刘晓春说。
近年来，平台经济蓬勃发展，但是也一波三折。从2020年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再到后面的专项整改，设置红绿灯监管，再到今年全国两会终于定调，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平台企业也终于迎来了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新时代。
此次外滩金融峰会期间，有一个“平台经济再出发：目标、进程与前景”的圆桌讨论，引来业内专家学者的深入讨论。
关于常态化监管：做好平衡、协调、透明和国际接轨
“专项整治已经结束，下一步要进入常态化监管的阶段。常态化监管，相信这样的恢复对于平台经济发展会带来很多新的功能。至于到底常态化监管是什么样子？“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认为，这几方面的原则，可能对营造一个相对更好的数字经济，尤其是平台经济发展的环境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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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衡。你在规范和发展之间取得平衡，一方面要创新，一方面要规范，不好的行为要进行规范，同时不要扼杀创新的动力，这在国际上是很多的，有些地区没有很好的规范，出现了很多的乱象。另外一些地区，规范得非常严厉，数字经济也就很难发展。这中间要找一个权衡点，是将来常态化监管非常重要的工作。说到平衡，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如何在头部平台、一般的平台甚至小微企业之间求得平衡？也是需要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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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协调。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的监管和治理，必然牵涉到很多的部门，有的人说九龙治水。政策出来了，是否可以有协调的制定政策、施行政策？我们需要考虑。平台，一旦出现问题，很多部门都会压上来，对它而言压力就会非常大。我们出台了很多法律法规，但是有些法律法规之间并没有特别好的配套，所以从制定法规政策的角度来说需要协调，在实施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协调，有一个节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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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透明。如果有了监管规则要透明，透明可以稳定市场和行业的预期。这里面特别重要的一点，我们的监管政策肯定要对民意做出反应，但对民营反应的时候，你是完全改变规则，还是根据规则解决一些当前比较大的问题？这之间需要一个权衡。起码从法律、司法的规则，不应该在短期内，因为有一些具体的事件或者民意，然后就做很大的调整。长期的规则要调整，但要缓步来，政策的重点上可以有一些考虑。透明的规则，目的就是保证稳定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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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际。数字经济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国际化的、全球化的经济活动。我们可以有一些国际化的标准对标，比如跨境数据如何做等等，规则如何制定？国内的所有监管政策的制定，最重要考虑和国际接轨，起码有一个衔接。
常态化监管政策制定过程中，我们需要考虑，平台经济本身就是创新活动，意味着很多业务的形态和变化，有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性。业界的人也不见得完全知道，更何况我们监管事先完全将规则定下来其实是不太可能的。在国外，其实有所谓的“监管沙箱”问题。
“我想发展监管是三句话，要鼓励投机，打击欺诈，反垄断。”刘晓春说，企业家精神，就是找空档，找机会赚钱，其实就是投机。发展监管关键，是要打击欺诈反垄断，如果把这个解决好，我们就平衡了。
中国金融40人论坛正式成员、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教授也表示，现在的监管框架，客观来说平台经济发展时间还比较短，原来也没有成熟的监管框架，即便在欧美也没有特别成熟的监管框架。从强监管转向常态化监管之后，怎样能做到确定性和稳定性？这其实就是我们搭建一个框架，有一些基本规则，这是我们大家都要遵循的。
“稳定是一个相对概念，因为业务创新都在发生很大变化，过去都是消费互联网，将来是产业互联网，在监管和行为规则上肯定有一些差异，当新的业务模式出现时，你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是合适的，这依然是一个动态过程。”黄益平说，创新和规则制定相互之间是一个动态的，良性互动的关系，而不是看着有一些问题就制定一个规则，将来出现新的问题又制定一个规则，稳定非常重要，这是保证稳定预期的前提，与此同时，保持一定的灵活度，但它是一个动态的、良性的、回应性的政策制定。
关于互联互通：要通过各种办法增加数据的互通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货币及资本市场部副主任何东认为，中国平台经济发展世界瞩目，过去10年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特别是在融资难、融资贵方面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速度很快，已经从一线城市发展到三、四线城市，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来自于数字平台的功能，因为它可以将服务成本大幅降低。
在何东看来，数字化时代有一个非常大的特征，就是产品和服务都可以趋向于个性化的定价。在充分竞争的情况下，产品个性化定价通常会增加消费者的福利，将以前拿不到金融服务的客户可以融进来，可以纳入到服务的网络，这是个性化定价非常大的优势。但存在垄断的情况下，产品个性化定价会降低消费者的福利，我们听到很多抱怨，是因为产品个性化在垄断的情况下会造成一种不公平的感觉，比如我和其他人，为什么我拿到的服务更贵一些？这是一种不公平的感觉。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一是增加数据的可携带性和互通性。比如现在支付宝和微信互通性不够，数据的使用面临很多的障碍。“我们要通过各种办法增加数据的互通性，推动各类支付工具在所有的平台使用。印度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如果在印度，假设那里有支付宝，你从支付宝向微信支付在印度的支付体系中是可以做得到的，他们的互通性做得比较好。”
何东还表示，央行数字货币在促进支付领域竞争起到了作用。央行数字货币在设计上遵循保护隐私的原则，可以将央行的数字货币设计为公共的设施平台，可以起到公共数字基础设施的作用，促进数字支付互操作性，比如可以将央行的数字货币设计成一个过桥的资产。虽然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的支付不能直接互通，但是数字人民币在这些平台上都可以使用，可以成为一个“过桥”的支付，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手段，最好的手段当然是可以直接打通这些平台。
关于互联互通，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也表示，一方面要打通信息孤岛，另一方面要建立数据防火墙。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不是绝对的。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平台大家可以体会到，没有一个平台向我们用户、向平台上的企业公开它自身信息的。所以信息的公开和保护是相辅相成的。任何一个平台必须要处理好这个，平台才会成功，尤其是到工业互联网当中。
刘晓春说，平台之间要互相开放。微信和支付宝之间互相就不能通，不通有带来很大的麻烦，其实任何一条产业链、供应链都不是绝对封闭的。任何一个平台不可能穷尽整个的供应链、产业链，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相互之间的开放。比如说我是一个生产的产业链，但是我们生产企业之间的运输，可能有一个专业的运输平台，那就是我这个平台要向专业运输平台开放。
关于未来趋势：行业和监管共同保持平台经济优势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认为，未来平台经济发展，主要是解决几个问题。第一是企业端，特别是生产企业、小企业要数字化转型，但他们非常困难，靠他们自身的规模、人才，是没办法实现理想化的所谓的数字化。包括很多中小金融机构，这个时候需要有公共平台来帮助他们，或者说这也是一个机会，你们可以投机，让他们实现数字化。第二，因为全社会的生活、运行，都在全面数字化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在数字化条件下可以更加顺畅的进行交往、交互，这一定要通过平台进行。如果说我们个人的生活数字化了，但是交往还要到线下，这个效率就会降低。我们平台经济要以C端为基础，然后向全社会去发展。
“平台经济是我们中国少数几个能跟着国际经济前沿再往前跑的领域。而且是我们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全世界是排在第二的。”中国金融40人论坛正式成员、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教授认为，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再出发、常态化监管，在技术上下功夫，在国际环境上下功夫，在国内政策上下功夫，归根到底是应该行业和监管共同努力，才可以持续保持这样的一个非常来之不易的领先优势。
“我们都在讲科学的创新、科技的创新是0到1，我认为科技技术的创新应用是另外一个渠道的0到1，不能用那个0到1来贬低这个0到1，我们全社会应该鼓励硬科技、基础科学的创新，同时也要鼓励技术应用创新的0到1。这是技术领域怎么应用的创新。”刘晓春认为，这不仅是对技术的了解，对技术的创新，更重要的是要了解、理解应用领域的规律和特色，才能创新型地去应用这些技术，使得这些技术真正能为社会、为人类创造价值。
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苗夏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