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出生于音乐世家，祖父一代跟贺绿汀先生是就是同学，而他的父亲和母亲又是贺老的学生，王勇本人也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得到过贺老的教诲。作为贺家的世交子弟，王勇还在近日参与完成了《百年巨匠》系列丛书贺绿汀卷的撰写工作。
问：您和贺老家之间的渊源很深，作为后辈和同行，您是怎么看待这样一位前辈的呢？
答：我们家几代人都在上海音乐学院就读和工作，现在我的孩子也上音毕业了，所以我能够非常清晰的感受到，贺老所打造的“大中小”一条龙的教学体制，对于整个中国音乐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贺老自己出身贫寒，但是喜欢音乐，我觉得他在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就已经在思考着说学音乐应该怎么走。当他担任了上海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的时候，我觉得他对于音乐教育是有布局的，而且有着非常明晰的目的性。
对他而言，西方的音乐体系性的教学很重要，因为这块是我们在培养创作和演奏人才当中可以借鉴的。但是民族的更重要！所以当他主政上海音乐学院初期的时候，就大量的去关注民族民间音乐。有一个创举，就是他把民间艺人请到了大雅之堂。我想这这种创举确实在过去从来没有人敢做过。
为什么贺老有这样的底气去做？那是因为他自己在创作《牧童短笛》的时候，就充分体现了他对于民间民族音乐的这些积累，如果没有这些积累，就不会有这些优秀作品的问世。这是基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我想他在50年代布局整个上海音乐学院教学体制的时候，确实就有了很多深层次的思考。
问：我们采访贺绿汀长女贺逸秋时，能够感觉到贺老对上音的深厚情感。
答：贺老给我们这一代上音人留下一个非常深刻印象的例子，那就是他对于“上音”操场的关注。因为一些历史原因，上音的一些校园面积是为其他单位当时所占用的，为了把操场这块土地拿回来，让孩子们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体育锻炼环境，贺老数次地跟各级领导在反映。例如有一次，我亲眼看见，贺老抓住了李岚清同志视察上音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他没有谈任何跟他自己相关联的事，而是跟领导说，我已经反映多次了：我们音乐学院的孩子，不能只学音乐，没有体育教育场地！
所以我想对于老上音人而言，只要你在贺老身边生活过，你就会感觉到，他从来不考虑到自己的得失，而始终把学校能够办成什么样，把学生未来能够培养成什么样，当做他的己任。
尤其在晚年，这时候他已经卸下了行政领导岗位工作。按道理来说，他可以更好的去关注他自己的创作，哪怕整理他过去的作品。但是他依然对于上海音乐学院的发展倾注了他所有的关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在回顾过去工作中碰到过的问题，他还常总结自己某些地方做的不够好，甚至还会自责。
所以当你碰到这样的一个校长的时候，我想对于我们这一批受过他亲口提点的同学而言，每一个人对音乐教育，都会有极其深刻的感受。
今天我想贺老带给我们的所谓贺绿汀精神，那就是对于国家你要有大爱，对于学生你要有博爱，对于你的专业你要有挚爱。正是因为贺老有了这样的不同的爱，他才能够有大格局，为上音的发展，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
问：贺老令人敬佩的一点是，他不仅是一位音乐家，还是一位教育家，一位管理家。
答：贺老的艺术创作成就我想大家有目共睹，因为我们从传唱他的《游击队歌》开始，再去看到中国第一首钢琴复调作品《牧童短笛》，他在音乐创作上的地位，从他的传唱度来讲就很容易确认。
但是他的教育体系的思想和他的管理能力，这一点往往不是亲历过的人，就很难理解和感受到。
今天回首，你很难想象说，一个过去并没有艺术高校管理经验的人，当他被任命为院长的时候，会做这样的一个大的布局！
无论在专业学习上，还是在艺术实践上，甚至在学术研究上，我觉得，看上去他非常平淡地布局了一切。但实际上对于每件事情都是下过极深的功夫。
比如当年上音，收了一位盲人的钢琴学生王叔培（王先生后来也成为上音重要的钢琴教授）。他回忆说，作为一个盲童如何去学习钢琴，除了凭记忆力之外一定是要有乐谱的，盲人有盲人的谱子，但是这个谱子我们没有，海外有，要用外汇买。
在建国初期那个时间段，贺老为了这么一个盲人学生，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做了沟通努力，最终特批了外汇，从海外购买了盲人弹奏的钢琴谱。让王叔培能够和海外正规的盲人教育接轨，最终培养了这位优秀的盲人钢琴家。这部仅仅只是个体教育的成功，而是他做了一个范例，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去关注弱势群体，在音乐教育方面，他们也不能缺席。
在声乐演唱方面，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接受过美声唱法的这一些优秀的歌唱家们，换一种方式去唱民歌是不容易的。贺老就亲自去跟周小燕老师沟通，说你能不能用更多的海外学习的技术为中国服务，用中国的民歌服务？所以周先生正是在贺老的鼓励之下，去尝试演唱了很多中国作品，到晚年，周先生每每说起这段往事，都感慨万千。
我想今天，我们应该给给贺老一个更加突出的定位，那就是：新中国伟大的音乐教育家。
问：为什么贺绿汀先生会在很艰苦的条件下创作出《牧童短笛》那样伟大的作品。
答：贺老的成名曲《牧童短笛》，跟他们当时这个环境有着极大的关联度。
今天看来，《牧童短笛》可能从所谓创作的技巧的复杂程度上而言，并不算十分的艰深。但是作为一个学生的习作，为什么能够流传那么久，我觉得他是抓住了中国观众大众审美的基本方向。
也就是说，他选择了一段大家相对比较熟悉的中国旋律，用了一个在技术上并不算很复杂的复调的写作手法，但是不复杂并不代表不精彩，他花了很多的心思，当然也跟他的老师黄自先生当时对他们的教学有很大的关联度。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在学习音乐的过程当中，你又要去关注民族民间音乐的特点，又要去关注所谓这些世界通用的创作技法的艰深，实际上并不那么容易。
我记得，吕其明大师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创作音乐，首先要考虑的是人民喜欢听什么。对于很多复杂的技术问题而言，我们要敢于说“够用就好”。我觉得，在贺老的很多作品当中都是如此，无论是他的钢琴小品，还是他的革命歌曲，从技法角度去分析，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但他从不去刻意追求技法使用的艰深与复杂，更多的是从受众考虑，关注“我的作品是要写给谁来听的，我的作品是为谁服务的”。
所以贺老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在我们各种各样创作当中，为人民写作，为人民讴歌，让人民喜爱，是第一位的！而其它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一种技术方式，而技术方式一定要为主题服务。
（王勇 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教授；中国音协理事、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大辞海》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分科主编；丝绸之路国际演艺联盟首席专家；首位中德联培音乐学博士。近年发表各类文论专著逾百万字。）
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盛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