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徐悲鸿、林风眠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留法学生，胸怀抱负，求知若渴，希望以留洋所学来推动中国艺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对于这批负笈远行的艺术先驱者，已有无数浓墨重彩的描述，但是，对于提供了他们艺术养分和灵感源泉的法国老师们，从学术到市场，都还有着极大的填补空间。
即将举行的北京保利2023春季拍卖会上，现身5幅对中国早期赴法留学生有着重大影响的法国艺术大师的作品，并首次以“学院主义与学院”为名进行专题呈现，为我们揭开了这批百年前的法国大师参与书写中国近现代艺术史的尘封往事，也让人们窥见二十世纪初欧洲艺术新旧交互的时代变局。
安德烈·克罗多——林风眠——中西融合
“在这举国混战，北京教育界已陷于僵死的时候，克罗多先生竟不辞艰苦地到东方来，我们在愁苦的生活中，得鉴赏世界名画家作品的机会，这是多么 喜悦的事!”
——林风眠，《欢迎克罗多先生》，刊于1926年10月1日《晨报》
“在他(克罗多)来后的三个月中，大家的图画完全变了一种作风:以前是纤巧的，如今生辣起来;以前是艳丽的，如今浓郁起来;以前是小心小意地画画，如今都是那样奔放不羁——虽然大家有着如此显著的变动，个人的作风与面目，却还好好地保存着。”
——李朴园，《欢迎克罗多先生》刊于《亚波罗》第1期，1929年10月
安德烈·克罗多《紫禁城》 布面油画 1928年 57×70 cm
安德烈·克罗多是一位直接来中国并参与到中国近现代美术进程中的法国艺术家。
安德烈·克罗多1892年出生于一个第戎乐器商人家庭，他酷爱画画，后来进入第戎美术学院，成为一名出色的学生，但他同时又是个顽劣，不服教条的学生。
他往返于巴黎与第戎，从街道上、从民众活动中汲取创作灵感，并积极热络地参与社会活动。
1926年8月，克罗多应他在法国认识的中国朋友林风眠的邀请，抵达北京，开始在北平艺专教授素描和西画课程。
年轻的林风眠时任北平艺专校长，其教育理念非常现代，为博采众长，当时他还邀请了齐白石前来任教。林风眠寻求全面改革教育，并致力于推广一种社会性与革命性的艺术观念。而克罗多在学校教授针对人体模特的素描课程，也引起了不少争议。
1927年克罗多在北平艺专西洋画系课堂教学
此次上拍的《紫禁城》是安德烈·克罗多在北平艺专与林风眠共事期间所作。在1927年创办了史无前例的北京艺术大会之后，两人离开北京，来到杭州，在蔡元培的牵头下，于1928年共同创立了国立艺术院（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克罗多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现代艺术家，如李可染、萧淑芳、王肇民、杨焱等。
克罗多夫妇与杭州艺专研究生部学生合影（后排中间双手环抱者为李可染）
在《紫禁城》这幅作品中，作者对不同颜色组合熟练的掌握令人惊叹。克罗多带着后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风格来到中国，并在他自己的作品中将中西方艺术进行融合。
“中西融合”这一理念曾由蔡元培提出，后被林风眠付诸实践，并成为中国现代艺术发展的一支重要脉络。克罗多的这幅作品就是中国艺术在此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安德烈·洛特——吴冠中——色彩智者
“洛特就像一个色彩魔法师，几块色彩贴上去，画面效果完全改变了，他用色彩的节奏改变画面的意境和品位，有时，他用一块看起来很脏很邋遢的纸片，盖在画面鲜艳的色彩上，加深学生对色彩的理解，他巧妙地结合画面指导学生，我从中受益匪浅。”
——吴冠中，《吴冠中百日谈》
安德烈·洛特《蓝色树景》 纸本水粉水彩 1944年 26×35 cm
安德烈·洛特是1900年至1950年间巴黎画派中一位不可或缺的代表人物。自1918年起，洛特开始在多个画院执教，直到1922年他自己的“洛特画院”在巴黎奥德萨街上建成。
洛特是一位美术家、教育家、也是一位美术理论家，在新旧观念冲突激烈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欧洲美术界，他尝试“兼收”传统绘画，“并蓄”现代性。
接受过洛特指导的中国画家吴冠中于1947年至1950年在巴黎学习西方现代绘画之后，将自己的所学运用到了对中国传统绘画的革新中。1990年代末，吴冠中特别忆及自己从洛特那里学到了微妙细腻的调色法。
洛特的教学场景，他在授课中使用色彩贴纸，这对吴冠中也有所启发
洛特接触且了解了印象派，同时对塞尚的艺术有着深入的研究。1912年，他加入立体主义流派，直接和布拉克、毕加索、格莱兹和梅金杰等立体主义大师齐名。他参加了立体主义流派的首次作品展，但洛特拒绝与古典传统完全割裂，同时对作品主题的可理解性十分坚持。由此，洛特自然而然地与立体主义画派的一个分支——黄金分割画派联系在了一起。
《蓝色树景》这幅作品代表着安德烈·洛特在风景画创作方面的一个新的高度。他的构图抛却了景深的安排和透视法的运用，他充分应用了“图形符号”，并在笔触的运用上十分考究。笔触方面的高水准技艺使他能将各个立体面有序地交叠起来，由此重新构建了画面空间。阳光般的橙桔色调也使得整幅画面洋溢着一种既热烈、又极具平衡感的和谐基调。洛特与我们分享的是对世间种种繁杂纷扰的安静凝望。
让·苏弗尔皮——吴冠中——最重要的老师
“苏弗尔皮教授讲课声情并茂，既感性又理性，充满思想和智慧，他是我最敬佩的老师，影响我终身的艺术创作和人生道路。”
——吴冠中，《吴冠中百日谈》
“有一回，课室里的模特儿是身材硕大、上身偏高而头偏小的坐着的中年妇女，他(苏弗尔皮)先问全班同学:你们面对的对象是什么?大家睁着眼无言以对。他说:我看是巴黎圣母院! ”
——吴冠中，《我负丹青——吴冠中自传》
让·苏弗尔皮 《 高脚盘中的静物》 布面油画 1915年 34×42 cm
苏弗尔皮是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董景昭、刘自鸣等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求学期间的老师，他技艺高超，学识渊博，性情宽厚。1946年入选法兰西美术院院士。1976年，巴黎伯恩海姆-祖尼画廊为他举办了大型回顾展。
苏弗尔皮一直致力于探索将法国古典主义与立体主义联系起来的综合风格的道路，并坚信自己能够革新法国的古典艺术。
这幅《高脚盘中的静物》创作于1915年，笔法极简凝练，颜料的运用及色调处理上极具现代性。
吴冠中在法国求学时，从苏弗尔皮那里领会到了形式与结构，也就是“构成”的概念，并通过苏弗尔皮的教授理解和接受了毕加索等现代绘画的形式规律与价值观念。
吴冠中在回忆苏弗尔皮老师时曾写道：“我确乎崇拜他，也是他启发了我对西方艺术品位、造型结构、色彩的力度等等学艺途中最基本的认识。”“他是我最敬佩的老师，影响我终身的艺术创作和人生道路。”
阿尔伯特·贝纳尔——徐悲鸿——巴黎高美的“世纪佳缘”
先生(贝纳尔)为世界最大画师之一，当代印象派巨子，其艺以柔曼郁妙胜，用笔虚和婉转，古今所未见也。粉色画极精，并世亦鲜见其匹。其杰作为人最称道者，有巴黎市政厅及法国剧场天花板。
——徐悲鸿，《记法国巴黎国立美术馆学校校长倍难尔先生》
保罗·阿尔伯特·贝纳尔 《有粉色月桂的山景》 木板油画 1886年 58×38 cm
《有粉色月桂的山景》背面还有贝纳尔的女性速写油画
在徐悲鸿眼中，阿尔伯特·贝纳尔是当时在世的最大画师之一。
阿尔伯特·贝纳尔的确是载誉一生：1912年当选法兰西美术院院士；1913-1921年任罗马美第奇宫法兰西学院院长；1924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1922-1932年任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院长；1926年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贝纳尔于1934年12月4日在巴黎逝世，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在巴黎17区，有一座1930年建成的以阿尔伯特•贝纳尔命名的公园，公园里立有他的一尊雕像。
阿尔伯特·贝纳尔在他的画室中留影
贝纳尔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担任院长长达10年时间，在他主持下的巴黎高美，延伸出了至今不衰的艺术品格，这个法国正统的美术教育体系，造就了高水准、德艺双馨的法国艺术家以及一大批中国艺术家。
阿尔伯特·贝纳尔担任院长期间，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求学的中国学生有近百人，其中包括徐悲鸿、方君璧、吴大羽、刘开渠、常书鸿等。通过这些中国艺术家的精神传承，联系起了中法之间的艺术血脉，也成为后人眼中的“世纪佳缘”。（题图为当年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大门）
徐悲鸿于1930 年初在其南京的工作室的留影，身后摆放着他的代表作《田横五百士》以及阿尔伯特·贝纳尔的作品《黑帽女人的肖像》，作品上题词有：“献给我的朋友徐悲鸿——阿尔伯特·贝纳尔，1933年7月28日于巴黎”
《黑帽女人的肖像》被永久收藏于北京徐悲鸿纪念馆
此次上拍的这件创作于1886年的《有粉色月桂的山景》，画的是安纳西的风景。1886年，贝纳尔一家来到塔卢瓦尔，在这里买下了一块地，并开始建造宅邸，塔卢瓦尔的风景是贝纳尔多幅油画创作灵感的来源。
从这幅《有粉色月桂的山景》中，可以看到远处悬于塔卢瓦尔之上的群山。贝纳尔正是通过这些山来表现反射和光线的变化。他力图诠释出空气的透明质感以及光线穿透阴影的力度。
阿尔伯特·贝纳尔 《有粉色月桂的山景》
尽管因为“外光主义”以及“光色主义”的运用，让贝纳尔的风格和印象派接近，但他始终坚持把素描和线条放在优先的位置。安格尔与德拉克洛瓦因线条与色彩问题不断争锋，印象派调停了这两者。贝纳尔呈现了这种十九世纪下半叶经由美术可以达到的两者的完美交融，尤其通过风景画。
在《有粉色月桂的山景》画板背面，还可以看到贝纳尔的一幅油彩速写，正反面两幅作品表现了自然光和电灯光之间的对比：台灯下，有一位女性阅读者，她的女伴注视着她，肘部支在一扇打开的窗户边缘。
《有粉色月桂的山景》背面有贝纳尔的女性速写油画
这件作品曾是Lanvin(浪凡)品牌的创始人让娜·浪凡女士的旧藏。她对艺术有着极大的热情，具有非凡的品味，她藏有雷诺阿、德加、芳丹-拉图尔等的大量佳作。
帕斯卡·达仰-布弗莱——徐悲鸿——堪比“第二位父亲”
一九二〇年之初冬，法名雕家唐泼忒(Dampt)先生夫妇，招茶会，座中俱一时先辈硕彦。而唐夫人则为吾介绍达仰先生，曰:“此吾法国最大画师也。”达仰先生，身如中人，目光精锐，辞令高雅，态度安详。引掖后进，诲人不倦，负艺界重望，而绝无骄矜之容。
——徐悲鸿，《悲鸿自述》
帕斯卡·达仰-布弗莱《奥菲丽娅》 木板油画 1900年前后 25.5×18 cm
帕斯卡·达仰-布弗莱是当选法兰西研究院院士中最年轻的艺术家之一。达仰的画室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十分出名，他在那里给天才青年以谆谆教导。1920年，中国画家徐悲鸿进入他的画室（徐悲鸿平日在巴黎高美的画室，周末去达仰画室学习）。
达仰是法国风景画大师柯罗的弟子，他很赏识徐悲鸿，达仰把老师柯罗的一句箴言送给了徐悲鸿——要诚，要自信，不要舍弃真理以徇人。这句话也成为徐悲鸿终身的信条，在徐悲鸿的心目中，达仰堪比“第二位父亲”。
帕斯卡·达仰-布弗莱在创作中
1925年秋，徐悲鸿在巴黎一家商店看到达仰创作的一幅《奥菲丽娅》，非常想买下收藏。但因为徐悲鸿是公费留学，资金时断时续，吃饭都成问题，何况买大师的画。
得知他的心愿后，同学黄孟圭介绍他到新加坡去卖画。在新加坡，徐悲鸿被推荐给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画肖像，陈嘉庚先生对肖像十分满意，支付了2500元。得此巨款，徐悲鸿欣喜若狂，第一时间汇给他在巴黎的女友蒋碧微，买下了这幅《奥菲丽娅》，至今收藏在北京徐悲鸿纪念馆中。
此次现身的《奥菲丽娅》同样为达仰所创作，与被藏于徐悲鸿纪念馆的同名作品形成极好的对照。在此版本中，画家用单色调描绘了一幅小尺寸作品，这一技法将莎士比亚女主人公的形象描绘得更隐秘，更有戏剧性。这幅描绘脸部表情的佳作犹如一面呈现灵魂的镜子，这是达仰创作的特点，他避免使用过于浮夸的笔法而专注于表达一种悲悯关怀的情绪。 而此版达仰的《奥菲丽娅》与徐悲鸿第一幅人物油画《箫声》在技术、风格和含义上也有着一定的共通点。
帕斯卡·达仰-布弗莱 《奥菲丽娅》 徐悲鸿纪念馆藏
法国老师与中国学生如何共同书写中国艺术史？
北京保利此次以“学院主义与学院”为名进行专题拍卖，让我们得以窥见100年前法国学院主义大师通过中国学生参与了对中国近现代美术的书写，而这一介入本身，则带有二十世纪初欧洲美术在古典主义与现实主义、写实主义与抽象主义之间相互抵牾的痕迹。
据法国历史学家及艺术史学家、文化遗产类展览策展人菲利普·杰奎琳先生的统计，1914年至1955年，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的中国学生共有132名。这些留法的中国学生，本身带有以美育代宗教，改造中国社会的变革愿望，并从法国学院和巴黎艺术氛围中，寻找、配比出自己的“药方”。
徐悲鸿眼中世界最大画师的贝纳尔、如同“第二位父亲”的达仰，他们都影响了年轻的徐悲鸿，铸就其艺术理念的基石，从他们的教诲中，徐悲鸿汲取到更新中国艺术的要素，回国后进行了长期实践，对二十世纪中国美术产生了巨大影响。
林风眠将亦师亦友的安德烈·克罗多请回中国，帮助他一起执教，从此分野出中国艺术走向现代化的两条基本路径——带有古典传承的写实-自然主义，和带有先锋意识的形式-表现主义，通过徐悲鸿和林风眠的开启，洋洋洒洒出日后中国现代美术的两大主流风格。
徐悲鸿（左）、林风眠
苏弗尔皮的形式主义和洛特的色彩理论，深刻影响了年轻的吴冠中，他们在不割裂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现代主义革新理念，造就了吴冠中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革新方式。吴冠中和他的杭州艺专以及留法同学赵无极、朱德群等一起，把西方油画中的抽象性、灵动性和中国传统绘画的审美观念融为一体，创造出了中国现代美术一个独特的美学体系。
这个二十世纪中国现代画家们所共同享有的、可以汲取灵感的源泉，在百年来的风云际会中，已经成为大时代的缩影，也提示我们更为关注中西方艺术思想相互交织、互为镜鉴的历史。
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詹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