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中福实业集团和社区晨报联合主办的生命书屋“人生读书会”第四场——“中国电影之父”郑正秋纪念活动，于6月11日在位于外滩源的虎丘路27号举办。时值第二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来自电影、评论、数字科技等各领域的嘉宾畅叙中国电影的源头，并展望电影的未来。
人生读书会现场
中国第一部故事片诞生在外滩源
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今年是上海电影乃至中国电影第一部故事片诞生110周年。
时间拉回到1913年9月，一个名叫郑正秋的潮汕人和合作伙伴张石川一起，在上海自编自导了一部名为《难夫难妻》的无声电影，拍摄地就在今天外滩源附近的香港路上。
有感于家乡潮州地区妇女地位低下，常见买卖婚姻、包办婚姻等社会现象，24岁的郑正秋自编自导了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
故事片《难夫难妻》剧照
据该片另一位主导者张石川后来回忆：“我和正秋所担任的工作，商量下来，是由他指挥演员的表情动作，由我指挥摄影机位置的变化——这工作，现在最没有常识的人也知道叫做导演，但那时却还无所谓‘导演’的名目”。
人生读书会特邀嘉宾、上海艺言堂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顾晓东感慨地说：“作为新一代中国电影人，我们要致敬中国的第一代导演，他们是真正的拓荒者。”
活动嘉宾顾晓东先生
嘉宾细数《难夫难妻》的来历
活动嘉宾、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汤惟杰表示，第一部中国制作的电影《定军山》出现在1905年的北京丰泰照相馆，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电影工业发轫于上海。
《定军山》时代的电影还是默片，北京的这位电影爱好者从日本学习了摄影技术，回到北京后，自己尝试拍电影，请来当红京剧演员谭鑫培先生，拍了一部武戏电影《定军山》。
而在上海，郑正秋和张石川拍电影一开始是为了帮忙。当时的亚细亚影戏公司老板是两个外国人，为了拍电影给中国观众看，就找了在洋行广告部工作的张石川担任顾问，张石川又请来在上海从事新剧（即后来的话剧）的郑正秋帮忙，这才有了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
活动嘉宾汤惟杰先生
香港路为何成为中国电影源头之一？
亚细亚影戏公司原址在香港路1号，据考证，《难夫难妻》就在香港路5号简易摄影棚里拍摄完成，因此可以说，香港路是上海电影乃至中国电影的一个源头。
汤惟杰揭秘称，香港路是上海最早的广告业聚集处，张石川当年就在洋行广告部上班，通过这个关系，认识了亚细亚影戏公司的两个外国老板，由此，才成就了中国电影的草创阶段。
1922年张石川、郑正秋等人在上海成立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1923年，郑正秋参与编导了明星公司第一部长故事片《孤儿救祖记》，一经公映，即引起轰动；1934年，上海新光大戏院上演郑正秋编剧导演、胡蝶主演的有声影片《姊妹花》，并创造了当时的票房纪录。
位于外滩源的香港路是中国电影的源头之一
活动嘉宾汤惟杰再度揭秘外滩源和电影的缘分。1980年，著名导演桑弧先生执导根据茅盾小说改编的电影《子夜》。一开场，吴老太爷初到上海的镜头，就是在乍浦路桥拍摄的，汽车一下桥的虎丘路口，就拍到一幢光陆大楼，旧上海光陆大楼二楼，有一家很出名的电影院叫“光陆大戏院”，拍摄时，桑弧导演特地在光陆大楼外面加了一个光陆大戏院的霓虹灯，这也为外滩源与中国电影的缘分增添了分量。
位于南苏州河路、虎丘路口的光陆大楼
光陆大楼旧影
未来还需要电影和电影院吗？
在纪念“中国电影之父”郑正秋的人生读书会观影环节，“慧想·元宇宙”双空间社区书院将郑正秋的《姊妹花》等老电影作了3D手段的特殊视觉呈现，让观众有了重新体验欣赏中国早期电影的机会。
嘉宾顾晓东还和上海嬿卡艺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宋依斐、中国中福实业集团生命书屋负责人李经衡，就“数字新科技与中国电影未来之路”话题进行了探讨。
活动嘉宾（左起）李经衡、顾晓东、宋依斐
顾晓东认为，我们电影人现在有危机感，一个是影院有危机感，未来还需要影院吗？当然作为社交场所、共享空间影院还应该存在，但其实压力很大。在电影拍摄方面，人工智能和算法在电影的应用上已经非常深入了，最普遍的是虚拟拍摄，还有数字人，以后可能不需要演员了，比如动作片，可以由一位武术演员全部拍完，再换上明星的脸，甚至赵丹、金山都可以“回来”演电影。
活动嘉宾李经衡先生
李经衡先生表示，我们在做生命书屋，其实电影展现的，就是人的生命，而科技，赋予了生命各种可能性，比如数字人。本次活动以3D技术呈现旧电影，让经典光影再度流行，中福集团的生命书屋项目也将继续探索和实践元宇宙与数字生命的结合。
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詹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