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3岁的纽约学生Josh Bobley加入一个代表团来到中国。他们从香港坐船到厦门，又从厦门搭绿皮火车先后抵达杭州、上海和北京等地。
42年后的今天，已经成为鲍家恕的他坐在浦北路上一家星巴克里对记者感叹，自己当时正好见证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结束这段旅程后，他回到纽约，觉得自己成为了一个崭新的人。他对自己说：“对于这个国家，我要发现更多，了解更多。”
他没有让这句话永远停留在愿望阶段。他先后在耶鲁大学和台大学习中国文学，并在10多年前成为《上海日报》的编辑。此后他在中美间频繁往返，最终在大约8年前来到上海定居。
如今，他是上海艺术品博物馆高级翻译顾问，也是多所国际学校的外教。他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被称为“中国通”。他住在一个老旧的小区里，过着猫狗双全的生活。
[以下为鲍家恕自述]
中国保姆
我出生在纽约，父亲是一名出版商/编辑，母亲是一名英文教师。家里雇佣了一个中国保姆，她带着女儿和我们住在一起。我吃着中国阿姨烧的菜，听她们说着中国话，这是我对于中国的兴趣之始。
1981年，13岁的我有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来到中国，那次行程中的大部分时间在厦门大学度过，厦门在我来的前一年刚被批准设立经济特区。
我在厦门大学遇到的第一个中国朋友叫徐耀平，他是那里的学生，担任我们的翻译。他原籍上海，既是一名诗人，也是译者。那个时代没有即时通讯工具，当我回到美国后，我们开始写长长的越洋信件，每月能有一个来回。
我们在信里分享自己写的诗歌和梦想，我觉得我和他好像是彼此的另一面。他热爱西方文化，向往来美国生活，最后也实现了；而我迷恋中方文化，后来也的确来到上海定居。当时，我们就这样各自保持着对于另一个国度遥远而模糊的憧憬活着。不幸的是，他后来身患癌症去世了。
上世纪80年代，我又两三次来到中国，几乎去遍了所有的省市。从我第一次来中国至今，过去了40多年。天哪，你要我怎么描述这种变化？那个年代中国人的生活水准普遍不高，但真正让我震惊的是什么？不是他们捉襟见肘的物质条件，而是他们对于生活的态度，他们总是脸上带着微笑，用有限的物质创造出尽可能好的生活。
在当时，我是为数不多亲身体验了两国生活和文化差异的人。我对于生命的意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大学第一年，我决定写一本关于生命意义的书。
我给几百位名人写了信，他们中包括政治家、艺术家、音乐家、演员等。我在信里解释了自己的初衷，我说自己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在于哪里，但我想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想的。
很多人回信了，甚至包括当时的印度总理甘地。他写了一封长达3页的回信，通过印度大使馆寄给我，上面还盖了戳。直到今天，我对于他回信这件事仍然觉得不可思议，他在信里引用了印度梵文叙事诗《摩诃婆罗多》里的经典语句。
我把这些回信汇总在一起，把它们寄给著名的《生活》杂志，想通过他们出版。他们给了我一个客套的回复：“这是个好主意，但是……总之我们会考虑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偷走了我的创意。他们找了另一些名人讨论这个话题，并进行了出版。我觉得这种做法真是太可耻了，好在后来我在中国台湾和人合作，出版了这本书的中文版，名字就叫《生命的意义》。
大学毕业后，我在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双硕士。在耶鲁大学，我学的是中国文学，这门课程还包含中国文化的内容，所以我曾有幸坐进过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的课堂。耶鲁大学鼓励学生去国外学习，所以第二年我就去了台大继续学习中国文学。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对新闻产生了兴趣，于是就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新闻学专业。获得硕士文凭后，我在美国很多著名的新闻机构工作过。
25岁这年，我和一个印度裔女人结了婚。我们在大学相识，婚姻维持了17年。之后不久，我就有了一个来《上海日报》做编辑的机会。我在那里工作了一年，那是一段了不起的经历。
电影导演
后来那些年，我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来来去去。最后我对自己说，上海这么酷，我要来这里定居。至于要做些什么维持生活？我不确定。
最自然不过的工作就是教英文。我觉得自己有与身俱来的教育天赋，而且教育本身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我在上海这些年的感觉是，中国人整体都很重视教育。
在上海的这8年里，我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我在很多国际学校教书，不仅教英语，还教公开演讲。后来，又成为上海艺术品博物馆高级顾问。同时，我和TEC（侨民中心）也保持着密切合作。
当我上世纪80年代来上海的时候，我有种感觉，觉得自己是先锋式的人物。但随着我慢慢了解中国文化，才知道自己曾经的想法是多么傲慢而无知。原来，一个多世纪前就有很多中国人到美国留学，学成后回来报效祖国。比如梁思成和林徽因，前几年我参与编辑了一本关于他们的书，这个发现让我震惊。
我在这里的多年间，对于上海的历史，对于上海和美国的联系还有很多新鲜的发现。有一年夏天，我正坐在路边凳子上休息的时候，一个男人走向我，自我介绍是导演，问我有没有兴趣拍电影。于是我就跟着他走了，到了片场以后我才发现，原来这是一部反映二战时期上海历史的电影。我在影片中饰演一个美国空军战斗机飞行员，我的战机被日本人打下来以后，被他们捉进了监狱。后来，是中国军人成功营救了我。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在远东战场也有过这样惊心动魄的一段历史，大部分西方民众的注意力都被西欧和东欧战场吸引走了……
东北司机
我在上海这些年，99%的中国人对我的态度是很友善的。刚开始我有些不习惯，在美国我们会倾向于保持一点距离。但在长年累月中，我学会了一种新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变得更愿意相信他人。这种对于陌生人的信任和亲近，不是一件美国人习以为常的事。
讲个故事吧：今年春节期间，我叫了辆出租车外出。司机是个非常热情的东北人，路上开了半小时，我们也足足聊了半小时。我们分享了彼此的处世哲学以及个人信仰等，他的观念就是：虽然自己没读过什么书，但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受最好的教育，用他们的知识去改变世界，让这个世界变成更好的地方。
下车的时候，我们互相留了微信。然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第二天，我一个朋友要从北京来上海。他担心春节期间找不到出租车，于是问：“你有认识的出租车司机吗？”“怎么这么巧？我昨天刚加了一个。”
我联系那个司机，他用一连串热情的回答让我放心，自己会准时到的。他接了我的朋友，送他到酒店。然而，他却坚决不肯收车费。当我试图在微信上转账时，同样被他拒绝了。
几天后，东北司机发来消息，邀请我去他家过元宵节。“你一个人在这里太孤单了，来我家一起吃饭吧！”我想的却是：他为什么叫我去？他是不是坏人？会不会杀了我？
这不是我对于中国人的偏见。而是在我们国家，人和人之间早已习惯了冷漠和猜疑。我跟好几个美国朋友说了，他们都说：“别去，别去！”“可是我觉得他是个好人啊！”我有些犹疑。“可是他为什么要对你这么好？这完全没有理由啊！”朋友们又说。
但有没有可能，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只是想单纯表示自己的友善？在万般矛盾中，我还是决定试一把，我决定相信一个陌生人的善意。
第二天他来接我，我买了一箱水果。我们一路聊，车子一路驶近他家所在的虹桥。老实说，我越来越紧张了。但一进家门，我看到他的妻子和一儿一女，都是世界上最友好的人，我立刻放松了。我们吃东北传统的火锅，他还拿珍藏的茅台和我分享。饭后，我和他们聊了会儿天，然后就走了。我说：“非常感谢你们。”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对于上海这座城市，我没有那么多华丽的形容词，只是觉得在这里很舒服。然而在一段关系中，舒服难道不正是最重要的吗？我觉得在上海舒服是因为自己可以有更多空间，不是身体上的空间，而是头脑中的。
在美国，我的家人朋友都在身边，这让我时时刻刻都有一种压力。在这里，不用追求世俗上的成功，而世俗成功的一部分就是找到一份华尔街上的工作，从早上8点干到晚上8点。但在这里，我更像个自由职业者，有弹性的时间。
这意味着，我想弹琴就可以弹琴——天知道我有多爱巴赫，没有谁会打搅我，除了我的狗。顺便说一句，我家有狗也有猫，都是路上捡的。
我已经4年没有回美国了，如果我走了的话，我的狗和猫怎么办？这座城市如今有了我的羁绊，想想真是神奇。
大学教授
我今年56岁了，我希望自己可以长久地留在上海。
我觉得东亚国家，不仅是中国，还有日本、韩国，对于老年人更重视、更尊敬。而美国则是个反面，老年群体在那里是个被轻视的群体。所以，我对于自己在这里渐渐变老并没有很糟糕的感觉。
我所在的小区是个老式小区，里面住了不少老年人。大约三四年前，我在遛狗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个老人倚在拐杖上晒太阳。有时候，则是坐在轮椅上。开始时，我们只是挥手打招呼，时间长了，我便和他交谈起来。
老人名叫心德，出生于1953年。在出生11个月时因发烧导致小儿麻痹症，一生都要依靠拐杖或轮椅。2014年又被查出膀胱癌，一年后癌症复发，手术后靠化疗维持生命。
2016年，孙女出生。他和妻子在儿子家住了4年，帮他们照顾孩子。心德很少去复查身体，“孙女比我的健康更重要”，他这样说。
去年，心德的癌症再度复发。我心想，小儿麻痹加癌症，老天怎么可以对一个人这样残忍。我知道孙女是他最后的寄托，所以提出免费教孩子英语。心德和他的家人开始时都坚持要付钱，但我告诉他们，自己是心甘情愿这样做的。
我和心德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想起自己的父亲和我在布兰代斯大学读本科时的社会学教授莫里·施瓦茨。巧的是，在教我之前25年，他也曾教过我父亲。而他们两个人也都患了同一种致命疾病：ALS(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并最终都被疾病夺去了生命。我父亲在患病一年后就去世了，而他活得相对较久。
眼看自己的老师活在巨大的病痛中，他的一名学生，当时还是体育记者的米奇·阿尔博姆赶去看望他。老师提出，两人在每个星期二见面，自己要为这名曾经的学生再上最后一门课。
课讲授了14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处于生命最后时期的莫里向阿尔博姆讲述了自己对于生命、疾病和死亡的感悟。
莫里·施瓦茨是位非常乐观的人，他说自己也许每天醒来会因为病痛哭一会儿，但他随即想到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事，就又感到欢欣鼓舞了。莫里告诉阿尔博姆：“死亡，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可不幸地活着也同样令人悲哀。”
在莫里去世后，阿尔博姆将这14堂课的内容汇集成书。一经问世，即成畅销，这本书就是《相约星期二》（Tuesdays with Morrie）。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总是会提醒自己，他每上一堂课就更接近死亡一步。
癌症老人
我在和心德的相处过程中，他也正在慢慢死去。
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他从儿子家回到这个小区独自居住了一段时间。他可以独立生活，甚至自己驾驶电动轮椅去菜场也不是问题。当时，他知道自己的癌症已经再度复发，但为了维持家庭的稳定，他没有和任何人提起，也没有去医院检查。
直到2022年2月，他再也无法忍受病痛，于是告诉了妻子。当他们最终去医院时，医生说一切已经太晚了，他能做的只是实施一个尿路改道手术。
而我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和他熟悉起来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和心德，以及施瓦茨教授还有我父亲之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联系。有一天我向他建议：“你可以读下《相约星期二》。”他去找来读了，对我说自己确实很受感动。“如果你有兴趣，或许我们也能聊聊。我也可以写一本类似的书，讲述你和疾病抗争的经历。”我说。
他答应了，于是我们的采访就开始了。连续几个月里，我去他家里，他向我口述自己的历史。
心德的祖父是一名工程师，二战中，他被分到的任务是为上海的日军规划设计工程项目。他痛恨这个任务，因此逃到了昆明。在那儿，他参与设计了一条从昆明到缅甸的铁路，抗击日军。
他父亲的工作也和铁路有关，他是市郊某铁路局的职工。心德对父亲最深刻的印象，是他非常严格地让自己学习书法，但凡有一个字写不好，就会被打一顿。
心德是个身残志坚的人，他酷爱阅读、哲学、美国大片、西方艺术、象棋、吉他和猫咪。但妻子不让他养猫，因为照顾不过来。
在心德叙述的过程中，我对他的太太有了更深的敬意。她是一个健全人，一个美丽、善良的人。她当时决定嫁给一个残疾人，在家里一定引起了轩然大波。但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和周围其他人异样的目光，她为什么愿意作出这么多的牺牲？我想，有一天她愿意开口的话，我要听一听。
在身患癌症前，心德是个非常乐观的人。但是癌症加小儿麻痹症让他觉得自己对于生命之重已渐渐无力承受，他有时候希望，与其受罪不如早日离开这个世界。我问他，如果身体健康的话最想做什么？他说，自己要和孙女待更多时间，教会她那些自己没有机会教给她爸爸的东西。
我们也聊信仰，心德告诉我，自己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我觉得，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只能依靠自己。”心德做人最大的原则就是，尽可能不麻烦别人。
去年12月初，心德的身体情况已经很糟糕。在生命临近终点的时候，他告诉我，自己觉得“许许多多的人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过客，最终归入尘土。就跟动物，比如一只蚂蚁差不多。”
他说：“我现每天在和病魔作斗争，其实活着已经没有意义，还要拖累家人，浪费资源。我感觉我已经完成了做人的任务，应该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该离去了。”
我告诉心德，如果有一天他的故事能出版，我会把所有的收入赠与他的家人。他们的条件并不特别优越，这是我愿意这么做的原因。
我经常想起《相约星期二》里莫里讲的：“许多人过着没有意义的生活。即使当他们在忙于一些自以为是的事情时，他们也显得昏昏庸庸的。这是因为他们在追求一种错误的东西。要使生活有意义，就得献身于你周围的群体，去创造一种能给你目标和意义的价值观。”
我试图让自己能活出生命的价值。
去年12月26日，病床上的心德发来一首他最爱的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常是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因为病情恶化，他终于进了医院。但他又感染了新冠。可以想象他当时的痛苦，当情况好一些的时候，他会发消息给我。他想过自杀，尝试用过量的药物，但还是活了下来，又多受了几个月折磨。
最后，在2月13日这天，他永远解脱了。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69岁这年，和我父亲死的时候一个年纪。
[后记]
我现在还在义务教心德的孙女英语，虽然我从没有向他承诺过什么，但我在心里把它当作了一件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我时不时会想起自己在大学第一年的那次尝试：出版一本关于生命意义的书。
我如今56岁，一个人独身住在远离自己祖国的中国上海。到了这个年纪，与其追问一个如此抽象的问题，我更愿意把精力放在日常对于自己有意义的事情上。
人生是混合体，你活了那么多年，总是重复地在做很多事，甚至做了几千遍。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厌倦了。但幸好我也有自己喜欢的、不会厌倦的事情。我想，我可能是个保守的乐观主义者。
时至今日，我仍然可以清晰地回想起英国著名演员达德利·摩尔在回复我的那封信件里所写的：“我曾经时常沉思人生的意义，但最终觉得精疲力竭，便不再继续追问了。如今，只要我每天都能打打网球，享受一杯夏敦埃白葡萄酒，并倾听莫扎特的音乐，我就觉得这人生是值得的。”
对我而言，可以每天弹一段巴赫，和猫狗玩耍，为朋友们烹饪一顿美食……这些都是生命的意义。
对了，和达德利·摩尔一样，我也爱夏敦埃。生命中一个个小小的乐趣，随着时间积少成多，意义就会不同。
干杯！
文/晨报记者 沈坤彧 图/受访者提供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沈坤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