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晨报

1981年，13岁的纽约学生Josh Bobley加入一个代表团来到中国。他们从香港坐船到厦门，又从厦门搭绿皮火车先后抵达杭州、上海和北京等地。

将近42年后的今天，已经成为鲍家恕的他坐在浦北路上一家星巴克里对晨报记者感叹，自己当时正好见证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结束这段旅程后，他回到纽约，觉得自己成为了一个崭新的人。他对自己说：“对于这个国家，我要发现更多，了解更多。”

他没有让这句话永远停留在愿望阶段。他先后在耶鲁大学和台大学习中国文学，并在10多年前成为《上海日报》的编辑。此后他在中美间频繁往返，最终在大约八年前来到上海定居。

如今，他是上海艺术品博物馆高级翻译顾问，也是多所国际学校的外教。他讲熟练的普通话，被人们称为中国通。他住在一个老旧的小区里，过着猫狗双全的生活，和周围的人们保持一点适当的距离。

几年前，他和小区里一位老人成了朋友。那是一名膀胱癌复发的小儿麻痹症患者，他见证了老人生命最后的时光，为他留下人生最后的或许也是唯一的记录。

在他对老人进行访谈的几个月里，他不止一次想起自己大学时代的教授、畅销书《相约星期二》（Tuesdays with Morrie)中的主角莫里·施瓦茨。施瓦茨教授在自己身患ALS（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走向生命终结时接受了自己昔日得意门生的采访，这个访谈最终构成了全书的内容。

一个人如何直面病痛和死亡？鲍家恕说，这是每个人在自己的老年时期几乎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包含在另一个更大的问题中，一个他花了大半生去思考的问题——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他曾经为此向数百位国际名人写信去探寻答案，回信的人中包括印度前总理甘地，他的回答写满了三页信纸……

以下为鲍家恕自述下部分：

老天怎么可以对一个人这样残忍

我今年56岁了，我希望自己可以长久地留在上海。

我觉得东亚国家，不仅是中国，还有日本、韩国对于老年人更重视，更尊敬。而美国则是个反面，老年群体在那里是个被轻视的群体。所以，我对于自己在这里渐渐变老并没有很糟糕的感觉。

在我们小区里有不少运动器材，我遛狗时经常看到一些老年人在上面健身。但老实说，此外我还没注意到这座城市里太多其他助老设施，我觉得自己还没有老到现在就要去特别留意这些吧？哈哈。

总的来说相对于设施，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种态度。在中国，孩子们经常和年迈的父母住在一起，尽到自己赡养的义务。

我们小区是个老式小区，里面住了不少老年人。大约三四年前，我在遛狗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个老人倚在拐杖上晒太阳。有时候，则是坐在轮椅里。开始时我们只是挥手打招呼，时间长了，我便和他交谈起来。

老人名叫心德，出生于1953年。他在出生11个月时因发烧导致小儿麻痹症，一生只能生活在拐杖或轮椅上。

心德和小学同学，据他说这是新中国上海第一所残障人士学校

2014年又被查出膀胱癌，一年后癌症复发，手术后靠化疗维持生命。

2016年，孙女出生。他和妻子在儿子家住了四年，帮他们照顾孩子。心德很少去复查身体，因为“孙女比我的健康更重要”，他这样说。

去年，他告诉我自己癌症再度复发。我心想，小儿麻痹加癌症，老天怎么可以对一个人这样残忍。我知道孙女是他最后的寄托，所以提出免费教孩子英语。他和自己的家人开始时都坚持要付钱，但我告诉他们，自己是心甘情愿这样做的。

我和心德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想起自己的父亲和我在布兰代斯大学读本科时的社会学教授莫里·施瓦茨。巧的是，在教我之前25年，他也曾教过我父亲。而他们两个人也都患了同一种致命疾病：ALS(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并最终都被疾病夺去了生命。我父亲在患病一年后就去世了，而他活得相对较久。

眼看自己的老师活在巨大的病痛中，他的一名学生，当时还是体育记者的米奇·阿尔博姆赶去看望他。老师提出，两人在每个星期二见面，自己要为这名曾经的学生再上最后一门课。

课讲授了14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处于生命最后时期的莫里向阿尔博姆讲述了自己对于生命、疾病和死亡的感悟。

莫里·施瓦茨，我们共同的教授是位非常乐观的人。他说自己也许每天醒来会因为病痛哭一会儿，但他随即想到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事，就又感到欢欣鼓舞了。“死亡，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莫里告诉阿尔博姆，“可不幸地活着也同样令人悲哀。”

在莫里去世后，阿尔博姆将这14堂课的内容汇集成书。

一经问世，即成畅销，这本书就是《相约星期二》（Tuesdays with Morrie）。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总是会提醒自己，他每上一堂课就更接近死亡一步。

想为这位普通上海老人写一本书

我在和心德的相处过程中，他也正在慢慢死去。

2020年疫情刚起的时候，他从儿子家回到这个小区独自居住了一段时间。他可以独立生活，甚至自己驾驶电动轮椅去菜场也不是问题。当时，他知道自己的癌症已经再度复发，但为了维持家庭的稳定，他没有和任何人提起，也没有去医院检查。

直到2022年2月，他再也无法忍受病痛，于是告知了妻子。当他们最终去医院时，医生说一切已经太晚了，他能做的只是实施一个尿路改道手术。

而我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和他熟悉起来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和心德，以及施瓦茨教授还有我父亲之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联系。有一天我向他建议：“你可以读下《相约星期二》。”他去找来读了，对我说自己确实很受感动。“如果你有兴趣，或许我们也能聊聊。我也可以写一本类似的书，讲述你和疾病抗争的经历。”我说。

他答应了，于是我们的采访就开始了。连续几个月里，我去他家里，他向我口述自己的历史。

心德的祖父是一名工程师，二战中，他被分到的任务是为上海的日军规划设计工程项目。他痛恨这个任务，因此逃到了昆明。在那儿，他参与设计了一条从昆明到缅甸的铁路，抗击日军势力。

他父亲的工作也和铁路有关，他是市郊某铁路局的职工。心德对父亲最深刻的印象，是他非常严格地让自己学习书法，但凡有一个字写不好，就会被打一顿。

心德是个身残志坚的人，他酷爱阅读、哲学、美国大片、西方艺术、象棋、吉他和猫咪。但妻子不让他养猫，因为照顾不过来。

在心德叙述的过程中，我对他的太太有了更深的敬意。她是一个健全人，一个美丽、善良的人。她当时决定嫁给一个残疾人，在家里一定引起了轩然大波。但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和周围其他人异样的目光，她为什么愿意作出这么多的牺牲？我想，有一天她愿意开口的话，我要听一听。

在身患癌症前，心德是个非常乐观的人。但是癌症加小儿麻痹症让他觉得自己对于生命之重已渐渐无力承受，他有时候希望，与其受罪不如早日离开这个世界。我问他，如果他身体健康的话最想做什么？他说，自己要和孙女呆更多时间，教会她那些自己没有机会教给她爸爸的东西。

我们也聊信仰，心德告诉我，自己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我觉得，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只能依靠自己。”心德做人最大的原则就是，尽可能不麻烦别人。

去年12月初，他的身体情况已经很糟糕。在生命临近终点的时候，他告诉我，自己觉得“许许多多的人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过客，最终归入尘土。就跟动物，比如一只蚂蚁差不多。”

他说：

“我现每天在和病魔作斗争，其实活着已经没有意义，还要拖累家人，浪费资源。我感觉我已经完成了做人的任务，应该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该离去了。”

我告诉心德，如果有一天他的故事能出版，我会把所有的收入赠与他的家人。他们的条件并不特别优越，这是我愿意这么做的原因。

我经常想起《相约星期二》里莫里讲的：

“许多人过着没有意义的生活。即使当他们在忙于一些自以为是的事情时，他们也显得昏昏庸庸的。这是因为他们在追求一种错误的东西。要使生活有意义，就得献身于你周围的群体，去创造一种能给你目标和意义的价值观。”

我试图让自己能活出生命的价值。

去年12月26日，病床上的心德发来一首他最爱的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因为病情恶化，他终于进了医院。但他又感染了新冠。你可以想象他当时的痛苦，当情况好一些的时候，他会发消息给我。他想过自杀，尝试用过量的药物，但还是活了下来，又多受了几个月折磨。

有一个阶段，他需要输血。我打电话给自己在TEC的一个医生朋友，他平时从事献血工作，我们想办法为他解决了需求。

最后，在2月13日这天，他永远解脱了。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69岁这年，和我父亲死的时候一个年纪。

后记

我现在还在义务教心德的孙女英语，虽然我从没有向他承诺过什么，但我在心里把它当作了一件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我时不时会想起自己在大学第一年的那次尝试：出版一本关于生命意义的书。

我如今56岁，一个人独身住在远离自己祖国的中国上海。到了这个年纪，与其追问一个如此抽象的问题，我更愿意把精力放在日常对于自己有意义的事情上。

人生是混合体，你活了那么多年，总是重复地在做很多事，甚至做了几千遍。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厌倦了。但幸好我也有自己喜欢的、不会厌倦的事情。我想，我可能是个保守的乐观主义者。

时至今日，我仍然可以清晰地回想起英国著名演员达德利·摩尔在回复我的那封信件里所写的：

“我曾经时常沉思人生的意义，但最终觉得精疲力竭，便不再继续追问了。如今，只要我每天都能打打网球，享受一杯夏敦埃白葡萄酒，并倾听莫扎特的音乐，我就觉得这人生是值得的。”

对我而言，可以每天弹一段巴赫，和猫狗玩耍，为朋友们烹饪一顿美食……这些都是生命的意义。

对了，和达德利·摩尔一样，我也爱夏敦埃。生命中一个个小小的乐趣，随着时间积少成多，意义就会不同。

干杯！

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沈坤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