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后，世界各地的人们飘洋过海来到上海。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老外们为这座城市全方位的发展各尽其职。
他们见证了上海城市更新的进程，在这里度过自己最好的年华，如今已老之将至。他们从年轻时代起在这里便被称为“老外”，现在则无疑是真正的老外了。我们想听这些年过50岁的老外们聊聊自己在上海长期工作、生活的经历和体会，以及对于老年的看法。
在采访中，几乎每个老外都当着我们的面提出了一个同样的问题：“我为什么在上海待了这么久呢？”但答案，其实已在他们点点滴滴的讲述中。
新闻晨报·周到近期推出《50+老外在上海》系列报道，第一期邀请的是上海久事体育赛事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国际区域副总兼执行总监/赛事总监、两届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一金一银）得主吕华勇（Michael A·Luevano）。
在过去3年中的某些时刻，吕华勇的私人助理Coke不经意中会发现他坐在办公室窗前，从15楼的高处凝视窗外的黄浦江景。江上风平浪静，吕华勇沉默不语。
受疫情影响，久事体育运作的多项国际性赛事几乎完全停摆。吕华勇在2020年2月就回到办公室，此后3年，他和同事们共同度过。“公司当时处境不言自明，就像一艘历险的大船，而我是船长，必须留下来和大家在一起。”他说，是运动和祈祷支撑了自己3年。“但在脑中的某个地方，我始终怀有坚定的信念。我相信政府，也相信久事，我知道疫情一旦过去，我们一定会反弹，比原来更强大。”
在疫情期间，久事体育又和吕华勇签了一份10年协议。“我现在61岁，届时就要满70岁了。”他大笑着告诉记者，“我简直无法想象那一天的到来。”
已进入花甲之年的他仍然精力旺盛，前不久，他刚率领自己的乐队Studio 188进行了一场演出，“我们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表演了几百场甚至千场，这是对于我成功、精彩的上海生活的另一种证明。”
1995年，吕华勇第一次来上海。3年后，随着上海买下喜力公开赛经营权，他开始在这里定居。20多年里，他作为久事体育的初创成员，亲历了这家公司从雏形一路发展壮大，他参与打造了上海众多国际性经典体育赛事，为上海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他也从一名单身汉成为3个孩子的父亲。
几年前，吕华勇接受媒体采访，回忆自己初来上海时看到处处都是造房子的塔吊，就像一只只丹顶鹤。那么，近30年后的上海又让他想起了什么动物？“老虎，就像你身边这只。”
循着他手指的方向一转头，忽然发现了地上蹲着的一只半人高的老虎吉祥物。吕华勇说：“我见证了一座伟大城市的发展阶段，而我认为自己做的事也从某个层面提升了上海的国际形象。”
[以下为吕华勇自述]
直面一切挑战，不怕冒险
我是从香港来上海的，坐在桑塔纳出租车里打量这座城市，觉得它像香港，但落后了10年。
我没有初来乍到的不适，漂泊是我前半生的关键词。我是墨西哥家庭的移民，23岁离开美国南加利福尼亚的家乡，此后再未回去过。我先去了加勒比海地区的波多黎各，然后是夏威夷，之后是香港。
当我刚来上海的时候，还是个不到40岁的单身汉，充满冒险精神，想直面一切挑战。
我不怕冒险，我向来觉得循规蹈矩比冒险更危险。它杀死我们的好奇心和欲望，杜绝生命中的任何奇迹，让我们到头来回望人生时被遗憾填满。
虽然当时绝对想不到自己后来会一直留在上海，但我做好了准备大干一场。我在香港的办赛经验很成功，我是沙龙网球公开赛的赛事总监。我办公室里有一张和戴安娜王妃的合影，这是当时我们在某届决赛前列队欢迎她的时候拍的。这张照片背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那应该是1996年的沙龙公开赛决赛。在那个年代烟草公司还可以赞助体育赛事，所以我们有充足的预算可以邀请到世界上所有顶尖的球员，桑普拉斯、阿加西、贝克尔……当然，当时亚洲最大的明星是张德培，他在香港就像个摇滚明星。
那年的决赛选手是张德培和比约克曼，戴安娜王妃是在决赛开始前到达的。我接到任务，陪她去卫生间。场馆里条件最好的卫生间在球员休息室里，当时距离比赛开始仅剩几分钟，两名选手正在作最后的准备。很快，他们将要踏上那片万众瞩目的球场，比赛还将向全世界转播。
走到球员休息室，大概只要1分钟，也就是说我要通过对讲机把他们两个在1分钟里“踢出去”。当我们打开休息室大门的时候，球员果然已经离开了。我松了口气，说：“殿下，这是卫生间。”她谢过我进去了，我站在原地，心想自己这辈子没见过这么漂亮优雅的女人。
我和保镖等在外面，心想至少需要10分钟。然而3分钟后冲水声响了起来，她走出来，整整头发对我说：“这样算不算快？”“您做得好极了，殿下。”我说。
我现在和张德培还有比约克曼还是很好的朋友，我们每次碰上仍然会提起那天的事并大笑不已。他们其实也不亏，虽然没在休息室里看到戴安娜，但后来给他们颁奖的人正是王妃本人。
话再说回来。
我当时到上海来，住在徐家汇，参观的第一个体育场馆就是现在的上海体育场。搞笑的是，上海体育场连同周围的一系列场馆建筑如今都由久事运营。我有时候会想，自己的人生好像连成了一个完美的圆圈。
我们曾经非常草根
我到上海获得的第一个成功，是拿下喜力网球公开赛的运作资格。
当时是由巴士集团买下了这项ATP巡回赛，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一家中国的国企买下一项国际体育赛事，但ATP提出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找专业团队来办赛。
我和我的合作伙伴查尔斯，战胜了亚洲很多著名的体育竞赛公司，成功竞标。
现在的上海久事体育赛事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前身就是在1998年左右成立的，初创成员有6人。我和查尔斯两个老外，另外4个是中国人。从1998年起，我们开始执行运作各类国际赛事。甚至可以说，国际性赛事在中国蓬勃发展的现状，就是从当时的上海开始的。
但我们很快也在上海遭遇了第一个挫折：下雨。
第一届喜力网球公开赛在仙霞网球中心举行，张德培一路打到决赛。当时世界排名第二的伊万尼塞维奇也进了决赛，这对我们而言是个极大的成功，因为我们不仅是在打造一项赛事，更是在上海推广网球这项运动。所以这两个选手打进决赛更有助于扩大影响力。
一切顺利，直到决赛这天下起了雨，我们不得不把决赛延期。连续3年，连续3届决赛，都被雨水耽误。到了第4年，上级领导告诉我们：“你们，去造个顶棚！”
一路开启绿灯，我们在7个月里就造好了顶棚，但到了这年决赛却没下雨。其实仔细想想，人生中很多事情都像是这样。当我在2023年的今天回想当时，相比我们至今取得的成就，这只是我们无数成功中一个小小的挫折。
在那个年代，体育比赛的票务销售还是个全新的概念。在喜力网球公开赛上，我们对一部分门票尝试进行了销售。我至今还记得：由于当时没有数码科技，我们把几千张票打印出来以后，要手动在球票上敲上座位号码的盖章。现在想起来，怎么说呢，当时我们确实还处于非常草根的阶段。如果算上中间出差错后重来，至少用了四五天才把所有的票都盖了章。20多年来改变的不仅是票务的概念，更显著的还有体育场馆的建设。
1995年，我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当时所谓的体育场馆，事实上只是一堆钢筋水泥而已。没有或只有一点针对观众的设施，没有厨房，卫生间也非常糟，说明建造的时候并没有把观众的使用舒适度考虑进去。而这些设施对于欧美当时的任何场馆来说，都是必须的。
我觉得这在当时不是任何人的错，没有人应该对此感到羞愧，这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当时设计这些场馆的人们，从未离开过中国，他们拿什么作为模板呢？然而你现在再看看上海的体育场馆——我们拥有其中的一部分——已经达到了世界级标准。但是，我们不会感到满足。
永远怀着一颗谦卑的心
中国人常说“万事开头难”，有了最初办赛的成功，后面包括网球大师赛在内的一系列成功也就水到渠成了。
其实认真想来，哪怕是我20多年前来到上海之初也没有因为意识形态或者文化、习俗的不同而感到痛苦。我自认是个圆滑的人，但最重要的是，从来到中国的第一天起，我就怀着一颗谦卑的心，我也将永远这么做下去。我把自己看作一个客人，虽然在体育圈里我也算是个有身份的人，但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向我灌输：“如果你是客人，就应该由你来适应和融入，而不是主人来迁就你。”我想，他们在这点上很有发言权。他们是第一代移民，要在美国这样的国度扎根下来，是要作出很多妥协的。
后来，我在这里娶了一个中国女人，我的孩子有一半中国血统。还能说什么呢？我已经毫无保留地交出了自己。
虽然我拥有双重国籍，但我是一个身体里流着100%墨西哥血液的人，我们在家庭观念等方面和中国人有太多相似的地方。我现在觉得自己相比客人，更像大家庭里受欢迎的一员了。
直到现在，我仍然保持着一些传统的特质。比如一旦建立起某种关系，我会希望它长长久久地持续下去。我和查尔斯已经合作30多年，我的司机为我开车超过17年。哦对了，还有我的乐队。从2004年初创至今，快存在20年了。
我在久事体育这么多年，不仅见证了上海城市的更新进程，也目睹了上海年轻人的成长及变化。就拿我身边年轻的同事举例，他们有一部分人在海外接受高等教育，对于体育和体育市场更有见识。他们说得出所有球员的名字，他们知道李娜一路走来的历史，也可以告诉你吴易昺获得的首个ATP巡回赛单打冠军的重要性。他们将网球更多的和自己的生活结合在了一起，比我初代的同事更多，而且他们自己也打球。
年轻人工作很卖力，不过我还是觉得没有我们第一代的员工卖力。但我的想法可能带点偏见，因为每一代人都觉得自己才是最努力的，要比年轻人更努力。
过去20多年来，我们的业务开展得越来越广，除了不断升级的网球大师赛，还引进了包括F1中国大奖赛、上海环球马术冠军赛等国际性赛事。一切都很顺风顺水，然后疫情突然来了。我遇到了自己职业生涯里前所未有的挑战。没有比赛，就好像你在3年里没法看见自己的孩子。我们这么多年来做的这些事情，不仅仅是为了赚钱，那还是我们生活的意义。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感觉自己的生命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的意义。
我们不是“泰坦尼克号”
去年春天我一直待在上海，并且从头到尾都没想过离开。因为我的家在这里，这是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我的同事们也都在这里，我不想抛下他们。
公司当时的情况当然不好，但这就好比你在一艘船上，而救生艇只有一个，你不能就那么跑了，我把自己视为这艘船的船长，至少在网球领域。作为一名领导，你在这里就能让下面的人感到安心。我想通过自己的行动让他们知道：我在这里和你们在一起，我哪里都不去，我不会放弃，你们也都不要放弃，我们会一起撑过去。
虽然这3年几乎没有举办大型赛事，但我们每天也是忙忙碌碌。因为你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能不能办赛，你就要列计划，要做好办赛的种种准备。而你知道，我们有六个国际赛事。
然后有一天，在准备了那么久之后，你最终收到通知，取消了。你能怎么办？没有办法。2021年，我觉得我们当时很接近举办比赛了。我们列的计划就是全闭环的比赛，准备参照东京奥运会的模式办赛。然后，南京突然发生了疫情……
我知道难的不止我们一家，但我们的业务是和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会更难一些。我必须承认，有些时刻对我来说真的很受挫，我只有用运动和祈祷来维持心理上的某种稳定。下班以后，我和同事们一起打网球。这3年里面，我的网球水平提高了不少。
但在脑中的某个地方，我总是觉得，我们这么大的公司倒不了。虽然大船更容易沉没，但我们不是泰坦尼克号。我对政府、对久事集团充满了信心，我始终相信我们会反弹——就像现在正发生的一样——而经历反弹的我们会比原来更大更强。
我预测，今年举办的劳力士大师赛上座率将会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从商业层面说，我们的合作和赞助截至目前已经比2019年多出了40%。因为现在是比之前更大的赛事，要打12天，已经是超级大师赛了。而这也意味着，我们又将面临新的压力。
当我回首过往这20多年，我时常感叹一切不易。对于这个国家大多数做单位领导的人而言，他们的压力会比国外同行更大，因为很少有试错的空间。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肩负重任，因为我们花的是国家的钱。我经常对年轻的同事说：“你们要珍惜现在的一切，因为我们真的是付出很多努力、承担很多风险才达到了今天的高度。”
但这项工作也给我带来了不起的成就感。
去年年底，我和查尔斯在纽约同费德勒吃饭，他不是在拉沃尔杯退役的吗？那天他告诉我们，他组织拉沃尔杯赛事的念头正是在上海的时候萌生的。我们曾经在一起讨论过，他竟然真的付诸现实了。
你知道，这样的时刻会让你觉得很感动，而这是职业生涯中无数让我动容的时刻之一。
我知道自己正在日渐变老，但这更多是体力方面。现在每个和我打网球的人都比我年轻好多，我痛恨自己不得不在球场上放慢速度，我得现实点，我都61岁了。
幸好衰老仅仅是身体上的，在我做的这个行当里，你越老就越有价值。久事的领导之前对我说过：“如果你想的话，可以永远在这里工作下去，除非你不想。”
在ATP其中一站大师赛担任赛事总监的一个老伙计是我的好朋友，他已经80岁了，仍然每天工作。
我不确定自己到了这个年纪还想不想继续工作，但我终有一天要离开的，在走之前，我想把自己手上的一切交给一个本地人，最好是个女性，由她来代替我。
文/晨报记者 沈坤彧
图/受访者提供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沈坤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