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写“打桩模子”很久了。
这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上海话梗，比它的普通话版“黄牛”要形象很多。
看上去不上台面，但却反映着上海某一时期独特的社会经济现象。
只是我们一直找不到愿意和我们聊聊的“打桩模子”，即使是光头金链子社牛大哥，也在听到我们的采访要求后摆摆手，“小姑娘，帮帮忙哦，这个有啥好讲头。”
好在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次终于等来一位爷叔。
一
宝庆今年62岁。
这当然是个化名。不出真名，不拍照片，是宝庆答应接受采访的前提。
他穿着一件阿迪达斯的黑色轻便羽绒服，脚上是类似匡威的高帮帆布鞋，眼镜脚上的标志是阿玛尼。并不能确定品牌的真实性，但可以看出宝庆注重外在形象。“不好太邋遢的。”他这样表达自己的穿着习惯。
“打桩模子”可以说是比较早拥有自己dress code的人。刚入行的1980年代初，宝庆和同行们穿军装军裤。
上海作家袁念琪1984年，就常常在陕西南路从巨鹿路到长乐路段，看到穿着裤袋大、装钱多的军裤的“打桩模子”在不时探问路人。
等到90年代、00年代，“打桩模子”又是紧追流行时尚的一群人。太子裤、黑T恤曾是他们的工作服。梦特娇买起来也不手软，“几百块一件，（当时）社会上混混的人都穿。”宝庆回忆说，“胸口有朵花的。”
这也被“社会观察家”们观察到了。
作家王唯铭在《上海七情六欲：1965—2005一个狩猎者的城市记忆》一书中写到了打桩模子在国际饭店吃早茶的场景：“上海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打桩模子’在里面一一坐好。因为是夏天，他们每个人身上一件‘梦特娇’，脖子下套着一条晶光贼亮的项链……”
这经典穿着还曾出现在社会新闻中。
1990年代初，一名“打桩模子”被抢劫杀害，公安机关在公开的信息中披露：“死者身穿黑色梦特娇T恤衫”。
等到宝庆退出江湖的2010年后，“打桩模子”又有了更新换代的dress code。
街头反扒民警会以“戴一顶白色棒球帽，身穿红色冲锋衣加牛仔裤，身上背着个斜挎包”的形象在街头晃晃荡荡，丝毫不引起他人怀疑。
这种存在的合理性，是采访记者看到他时的第一感觉——“活脱脱一个‘打桩模子’形象。”
二
1980年代穿军装军裤，固然神气，其实还有它的实用性，“军裤裤袋大，装钞票、票子多。”
宝庆高中毕业就混社会了。
1980年代初，“待业青年”是个新名词，折射当时的社会现象。随着知青返城，就业的空间逼仄，很多年轻人就荡在家里晃在社会上。
宝庆显然不愿多谈自己当时没有进“单位”的原因，他更愿意说说自己当时的地缘优势。
作为生活在南京西路弄堂里的男小囡，见的世面多，本事大。“杨浦区闸北区的不会做黄牛，黄浦区的就会‘投机倒把’。”
那是上海还有明确“上只角下只角”概念的时代，黄浦区作为市中心，人多、热闹，有消息集中区。大光明电影院就是这样一个点。
宝庆最早经手的是票证。
在计划经济时代，什么都需要票。买早饭要粮票，还分本地和全国；买布要布票；买蛋买肉买油都要票，每个家庭根据人头配给供应。
“有的人家有不需要的票子会卖出来，阿拉收了就卖给有需要的人，当中赚差价。”
全国粮票是比较吃香的，离开上海到外省市办事体，没全国粮票几乎寸步难行，没地方吃饭，所以大家叫它“满天飞”。
还有一种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东西好倒手，宝庆给我们“科普”了一下——年历片。
这是一种正面为图案，背面为年历的小卡片，最初由于印发数量有限而在社会上引起轰动。
设计精美的年历片当年相当紧俏，可以在大光明电影院门口换砂锅。还有印刷厂的员工回忆，用一套年历片作为交换，就能在红房子吃一顿法式大餐。
票证、年历片算是宝庆的“试手”，真正开始让他把“打桩”当一桩行当来做的是电影票。
“那时的人没啥乐趣，就是去看电影。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这些外国电影比较吃香。”
宝庆上午九十点就去电影院窗口买票，一角五分的票，一次性买二三十张。等到晚上电影上映前，就开始出来工作了。
“吃好晚饭，小青年出来兜马路，想看电影，但是票子已经没了。阿拉就在旁边问：‘票子要伐？’”
好看、紧俏的电影好翻只跟斗卖。
也有失手的时候——开场一两分钟了，手上票子还有不少，那就原价卖出，或降价出售。
好在这是少数情况，“那时南京路上晚上人很多。”
资深影评人徐鸢曾在接受采访时说：“那个年代，电影对观众来讲，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活动。那时候上海都是单厅影院，一般都是大厅，能坐800人-1000人。”
三
宝庆算了算，贩电影票一晚上好赚五六元，一个月就是100多元。“人家上班一个月只有30几块工资，做惯了黄牛，就不想上班了。”
那个时候，黄牛这个职业，好像永远不会失业一样，因为上海多的是紧俏货。越紧俏，越有差价，就越有“打桩模子”存在的空间。
很快，宝庆就不再去问“票子要伐”了，他去问“外汇券有伐”。
他用英文来向我们介绍：“去做FEC了呀。”
所谓FEC，就是foreign exchange certificate（外汇兑换券），简称外汇券。
当时南京东路七重天宾馆门口有很多“打桩模子”蹲点，因为华侨商店设在一楼。他们从来消费的人手里收购多余的外汇券，再转手卖给有需要的人。
一进一出，赚0.2左右的差价。
为了赚这差价，“打桩模子”卷也是蛮卷的，我们曾在人民广场英语角碰到老侯。他说年轻时候学英语的动力，是为生计。
“八几年辰光，阿拉要赚钞票。跟外国人change m oney，调钞票。”
“洋泾浜英文上去么，人家就换给阿拉了。就格能学出来的。”
外汇券不像电影票，还有会砸在手里的时候，它的出手，是从来不愁的。
用外汇券，才能在“华侨商店”购买到一般市面上买不到的东西——外烟、名酒、真丝围巾、酒心巧克力……
它对当时的上海人来说，简直就代表着“时代的欲望”。
按理，它和人民币等值使用，但是当时有外国专家形容它是特权货币，“如果钱能说话，外汇券的声音比人民币大50%”。
宝庆那时不做在友谊商店门口蹲点的小生意，他是“上家”。在大光明摸爬滚打了几年，他混进一个团队，有了更多信息。
“当时上海很多大宾馆都可以用FEC买香烟，许多人不知道。”他和同伴从黄牛手里一下子收入大量FEC，然后叫上出租车去宾馆“带货”。
“整箱整箱地买香烟，出去卖可以翻一倍价钿。”那种撩开衣裳问“外烟要伐”的“打桩模子”，在宝庆看来，是低到了尘埃里，是他们的下家。
我们不免有疑问：外汇黄牛为什么不直接去买香烟，赚更大的差价呢？
宝庆说：“每个黄牛的信息不一样，而且还要有关系。”
在宝庆所总结的“打桩模子”生存法则中，“关系”绝对是排行前列的要素。
买电影票要关系，买香烟要关系，这些关系并非一开始就认识，而是凭着社牛的属性搭识而来，又靠着利益进行维系。
在宾馆买香烟，他们每次都会买巧克力等时髦吃食送给营业员，“要让人家觉得‘上路’，否则他们可以说没货了，不卖给你。
四
外汇券是1990年代中期退出历史舞台的。
宝庆他们没带怕的，因为有别的业务。“卖BB机。”说出来，又是时代的眼泪，知道BB机这货完全就暴露年龄了。在电话还远远没有普及，大哥大更是遥不可及的情况下，BB机绝对是个很管用的好东西，方便人们沟通。
上海作家李大伟说：“拷机是生意人的腰间佩饰，是有花头的‘徽章’。”
1990年代，苏州河边上的瑞泰里老弄堂口，天天人声鼎沸。做啥？都在求购BB机。这里是专营BB机业务的邮电服务公司所在地。
看到这场景，你们就懂了，“打桩模子”又会出现了。
宝庆介绍，一只中文版BB机买进来3000块，一倒手，可以赚两三千。虽然不是一人独赚，当中有很多环节，但每个经手的人都有几百块钱的赚头。
后来又倒手大哥大。“那时开公司的人多，开公司做生意，需要道具，所以大哥大炒起来了。”
那时的上海，热潮涌动。“饭店生意好得不得了，晚上基本满座，外面的人看上海，说‘怎么都那么有钱，吃吃玩玩，事情不做的，好像钱都用不完似的。’”
宝庆就是这种群体中的一分子。
早上去德大或东海吃咖啡。吃咖啡不是正事，关键是要去互通消息。当时难得去喝咖啡的普通市民都知道，“彼时德大聚了不少‘打桩模子’，常常一泡就是2个小时。”
下午去裕德汏浴，睡一两个小时。这个裕德池，后来还成了上海旅游指南里的“著名”景点。
每天看上去不做什么正事，但一天平均可以赚三五百元。“自由、适宜、钞票多，还没领导管。谁还要上班？”
“当时机会多，走出去就能赚钱，圈子搭得好就能发财。”当时有的“打桩模子”圈子开始转战股票市场了，买认购证，买股票，但宝庆没有踏进这个圈子。
或许是老天不会总是永远慷慨地给人发财运，宝庆在职业生涯的后期明显地感到路有点越来越窄了。这种感觉和《上观新闻》所采访的一名同龄黄牛老郁非常类似。老郁在2002年正式退出黄牛界。“不是不想干，而是干不下去了，因为竞争太激烈，有时还惨烈。”
已经不是和自己卷了，要和别人卷，和世界卷。
传统站马路的揽客模式已经落伍了，现在的黄牛需要懂网络，需要有地域性的垄断，还需要有能力对反垄断的同行进行驱逐……
这批从1980年代初开始入行的本土“打桩模子”开始渐渐退了，宝庆10几年前就不做了。“感觉跟不上时代，钞票难赚了。”
他多少是有点落寞的，“现在也不和老早的黄牛交流了，现在的社会是越来越淡漠了。”
文/晨报记者 顾 筝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顾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