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采写：张悦、张娴妮、孙安琪 沈欣钰、张瑛、李昊宸、周云龙
制图：何牧 黄欣
2022年上海市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为0.7，近日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上海市2022年度人口监测统计数据》显示，上海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已远远低于自然更替率，接近韩国首尔0.63，而韩国总和生育率为0.78是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全国人口在2022年末比上年末减少了85万人，上海市常住人口2022年自然增长率为-0.92‰，人口增长由正转负已是现实。
为什么人们不愿意生孩子了？2023年2月，《新闻晨报》“市民问卷”联合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上海煜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开展以生育意愿为主题的调研，利用互联网平台收集了一千多份有效问卷，同时深度访谈了若干不同婚姻和子女状况的个体。
调研发现：被调人群的意向生育子女数为1.49；大多愿意在31-40岁之间生孩子；影响人们不生孩子最重要的因素是时间精力；影响人们生孩子最重要的因素是自身意愿。
生育意愿不仅关乎经济成本，更关乎主观心态。
为什么不生孩子？时间比金钱更重要
是什么影响了生育意愿？当下中国的城市生活成本居高不下，很多人觉得不生孩子是因为“生不起”。国家卫计委曾在2021年做过一次生育状态调查，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头号原因是“经济负担重”。
不过在本次调研中，更多人把票投给了“占用过多时间精力”。调查结果显示，不生孩子的前三大原因依次是抚养子女的时间精力过多、生孩子不符合自身的意愿、抚育子女所需的经济成本过高。
在访谈中，硕士研究生在读的Z女士认为，“作为女生，生了孩子对工作、对前途都有很大的影响。”已丁克7年的S先生表示，其家庭迟迟没有做出生育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担心养娃对妻子的职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二孩妈妈W女士也觉得养娃在幸福的同时伴随着遗憾：“二孩家庭比一孩家庭有更多的陪伴，但是想到至少要等第二个孩子高考结束才能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还是会有点失落”。
这背后折射了人们越来越严重的年龄焦虑和对养育孩子更高的期待。《南方都市报》的年龄焦虑调查发现，受访者中有超过八成的人有年龄焦虑，最焦虑的问题是职业前景和经济状况，生育状况则排在后头。时任上海市妇联主席徐枫在第二届中国家庭发展研讨会上透露，上海90%以上家长期望孩子受教育水平达到大学本科及以上，这与我们的发现基本一致。上海父母给孩子讲故事的频率更高，且上海家长为孩子放弃看电视、与孩子谈论学校以及讨论作业的频率均高于中国其他城市家庭。在我们的调研中，绝大多数家长对孩子在教育获得和职业选择方面的都抱有一定期待，其中，超半数家长选择按照孩子自身的意愿与能力设置相应目标，也愿意培养孩子的课外技能。因此，有期待、高期待，也意味着家长必然会在养育孩子上投入更多精力。
俗话说“时间就是金钱”，但在当下这个要求维持高增长和高效率的社会中，时间已然成为包含金钱在内的所有可能性的总和。如果抚养孩子和个人发展成为了二选一的“零和博弈”，前者自然可能成为被放弃的选项。因此，如何在结构层面帮助人们平衡养育孩子和职业发展之间的张力，这是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核心议题，这也意味着社会政策要往保障孕妈产后就业、加强陪产假、健全婴幼儿托育服务等方面倾斜，增大生育支持措施的力度。
为什么生孩子？ 婚姻质量影响生育意愿
调查发现生孩子和不生孩子的原因存在细微差异。结果显示，生孩子的前三大原因在座次上有了微妙的变化，生孩子符合自身的意愿占据头名，接下来才是抚养子女的时间精力和经济成本。在访谈中发现，无论是二孩家庭还是丁克家庭，都认为家庭做出生育决定时，夫妻之间的相互沟通、伴侣之间的一致性最为重要。进一步发现，夫妻关系是否和睦，也会影响到下一代的生育意愿。若父母关系良好且充满“爱情”，则子女更可能对婚育抱有更大期待，而成长在父母关系较为冷淡的家庭中，子女则会对生育抱有低信心或拒绝生育。Z女士说：“虽然我很爱我的父母，但我觉得可能就是他们之间的冷漠关系让我丧失了拥有亲密关系的能力”。另一位受访者表示：“我父母关系很好，他们对我也很好……我想生育完全是出于想和喜欢的人有一个属于双方的孩子。”前者认为维系婚姻的纽带是巨额的夫妻共同财产，而后者则认为是爱情。
对此，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任远教授解释，其团队在2021年开展过一项婚姻质量对生育意愿影响的研究，婚姻质量指夫妻在婚姻中获得的满足感。研究发现，婚姻质量较高的人群具有更高的平均期望生育数量，而且，更高的婚姻质量也有助于家庭落实多孩生育的行为。这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的人口群体中具有普遍性。换句话说，真实的生活并非脱口秀段子里的“再生一个他就爱我了”，而是“相爱才再生一个”。任远教授笑着说：“人们并没有这么理性地通过计算成本和收益来决定生育。人们的生育决策有时是很感性的，对婚姻质量、伴侣关系的感性认知会在实际上决定生育行为。这也恰恰证明了生育是爱情的结晶。”在第二次人口转变中，家庭生活从以子女为核心到以夫妻为核心，孩子不再是家庭的必需，生娃成为了良好婚姻关系和幸福家庭生活的结果。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儿童是被“发明”的。当养孩子花的钱比赚的钱更多，生儿育女就需要经济效益以外的理由。比如，孩子能带来情感上的满足。一位希望生育的受访者认为，“投资”孩子的主要回报是“幸福感”，养孩子与其说是投资不如说是消费。反面例子是作家劳拉·基普尼斯在《最好的决定》中提到的情况：“我遇到过的妈妈们都像是奇怪的物种，让人羡慕不起来，她们个个心烦意乱、阻碍重重、满腹怨怼”——这让作家本人不想生孩子。任远教授认为，工业化发展带来人们可供选择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对购买“孩子”这种耐用消费品的偏好也就相对减小了。低生育率不仅由较大的生活压力导致，同时也是社会经济生活变化的结果。
生育文化还有什么变化？生育年龄和性别偏好与以往大不同
除了生或不生孩子的理由，还有一项关于生育的变化值得关注。调研发现，当下考虑生娃的年龄有所推迟，人们对生男生女的偏好也发生了变化。
在我们的调研中，已育家庭生第一个孩子的时间集中在21-30岁之间，生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的时间集中在31-40岁之间。但有趣的是，未育人群计划生第一个孩子、生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的时间都集中在31-40岁之间。
这说明在已育人群中，很多人依旧遵循了“最佳生育年龄”的教导，即在30岁以前生娃。但在未育人群中，所谓的“黄金年龄”已被抛之脑后。目前，最佳生育年龄的讨论大多关乎女性，中华医学会发布的文章显示，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是25-29岁。如果按照医院的标准，超过35岁即是高龄产妇。但我们的调研显示，仍有高达43.66%的未育人群计划在31-40岁生娃。
那么，女性推迟生育年龄会带来什么影响呢？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马克斯普朗克人口研究学院最新发表在《国际流行病学杂志》上的联合研究显示，相比于40年前，当今35-39岁母亲生的孩子比25-29岁母亲生的更聪明。研究者认为，原因可能在于今天的高龄母亲比年轻母亲更有优势，她们可能受过更加优质的教育、事业更成功、在怀孕期间更恪守健康行为等。
期望孩子对自己的养老经济支持
延迟生育年龄一方面出于客观因素——教育年限的提高、婚姻和育儿经济成本的高涨等；另一方面也出于主观因素——无论男女都变得更重视个人在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也相对来说不那么信奉“养儿防老”。无论如何，现实是我们都越来越晚生孩子了。根据《上海市2022年度人口监测统计数据》的数据，上海市户籍人口平均初育年龄是30.36岁。根据第二届中国家庭发展研讨会的公开信息，3年前这个数字是30.29岁。
理想的孩子性别（两个孩子）
在孩子的性别问题上，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希望头胎是女孩；如果受访者打算生育二娃，则超过80%的受访者希望正好是一男一女。更有趣的是，无论头胎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无法显著影响到人们生第二个孩子的意愿，大多数打算生娃的人都会继续生育。这些数据可以说明，子女性别不会对受访者之后的生育意愿产生太大影响，也几乎不存在“重男孩轻女孩”的问题。
希望生育政策能给予哪些支持？
《新闻晨报》“市民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人们意向生育子女数为1.49。在绝对的“生”和“不生”之间还存在着“不想生”、“不敢生”和“不能生”，这构成了刺激生育相关措施的突破点。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任远教授认为，我们的生育政策应该从重视数量控制，转向加强家庭发展。相关措施应对生育家庭提供有针对性的配套服务和支持，通过增强家庭发展能力与生活福祉水平从而提高全社会的生育积极性。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张悦/张娴妮/孙安琪/沈欣钰/张瑛/李昊宸/周云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