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二时辰》《风起陇西》《古董局中局》……作家马伯庸的小说已经不止一次被搬上小荧屏和大银幕，也不止一次有人讨论：如果，让马伯庸自己来改他的书，会怎么样？
现在，这个问题有了答案。
2月19日，14集的短剧《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在爱奇艺会员收官。该剧改编自《显微镜下的大明》，讲述了算学天才帅家默（张若昀 饰）因一次偶然，发现了一个长达百年的税赋错误，从而卷入了一场明争暗斗的故事。
这是马伯庸首次尝试影视剧编剧，也是他第一次对自己的作品“下手”。在接受新闻晨报·周到记者采访时，马伯庸直言，编剧与小说创作确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也是在写完剧本之后，他对编剧有了更深的尊重和敬畏，“我只能算是业余客串了一把，还是要回到我自己的创作正轨上来”。
“想给观众打开历史的另外一种视角”
在马伯庸的作品中，《显微镜下的大明》自有其独特性——它的诞生，本身就充满了不断放大历史细节的抽丝剥茧的趣味。
马伯庸不止一次地回忆过这个历程：2014年底，他在微博上看到一位朋友用一两百字的篇幅写了一个明朝地方上发生过的案子，直觉这个案子背后应该更多的故事，于是找到朋友询问究竟。在得知朋友是从一篇论文里得到的线索后，马伯庸又按图索骥找到论文，并根据论文的相关引用找到了原始资料——明代徽州府的《丝绢全书》。
正是在通读《丝绢全书》的过程中，马伯庸有一种“刷新三观”的感悟：以往历史更多记载的是帝王将相的故事，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喜怒哀乐鲜有机会能被留下。可《丝绢全书》是一个例外，这个发生在徽州小县城的故事，留存了几乎所有的往来文书、信件等资料，从中也能看出在明代的基层社会，一个公共政策的诞生是何其艰难、复杂，“各个利益集团各有算计、各有心思，他们彼此之间的冲撞、博弈、妥协和抗争经历很长时间才会形成一个固有的规则”。
让马伯庸难忘的是，“丝绢案”在《明实录》上只有一句话，但一句话背后折射出了明代基层真实的政治生态和生活生态。于是，他干脆把这个案子从头到尾写了一遍，由此开启了对明代基层事件的兴趣，按图索骥完成了其他5个事件，最终完成了《显微镜下的大明》。“我们想给观众打开历史的另外一种视角，通过经济的眼光、基层的眼光，来看一个王朝的兴衰、一个时代的变迁，这是我觉得值得现代人思考与探讨的事情。”
“改编很难，不如我试试”
从碎片化的文字到完整的著述，马伯庸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完成了《显微镜下的大明》的创作。而从书作到影视剧，他迎来的是一次“从无到有的开发”。
马伯庸说，原著更接近于于一部非虚构作品，更多的是在重述历史，事件的发展、人物的构置都有史料支撑，并不太涉及人物背后的动机和情感。但影视剧创作则必然是要在保留事件精髓的同时，再从无到有地创作故事，“本来我是不想做编剧的，一开始我给编剧做培训，把我知道的讲给他们听，后来发现要讲的太多了……这事这么难，不如我先试试看。”
在他看来，想要把“丝绢案”写得明白，就需要对明代的政治时局、税收财政、经济形态、风土民情乃至公文写作等诸多方面做通盘了解。同时，相比史料里的简单记载，影视剧更需要人物，需要故事，这也是为什么《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中多了些书中没有的情节与人物。
“比如主角是帅家默，程仁清这些人，那么他们的命运是怎么样，有什么样的动机，包括当地的这些县官，每一个县官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我们都需要重新思考，把这些人梳理起来，抓住他们的典型，然后组织成故事。”
马伯庸透露，正常的编剧工作流程是先写人物小传，再做故事大纲，随后进一步细化提纲，捋顺时间、逻辑和情节线再开始写剧本。但他习惯了无大纲式的创作，写作中也常常会涌现出新的想法进行修改，“我做了个简单的人物小传之后直接进入到剧本，一路像写小说一样往下写，中间会有很多意外，也会有许多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就好比他新增设的人物丰宝玉，从辅助性人物到男三号，越写越鲜活，“我都按不住他了”。
当然，脑洞大开之余，马伯庸也在剧本里迈入了许多明朝日常生活的细节。比如他为吴刚扮演的范渊设计了“包书皮”的小爱好，“吴刚老师在人物揣摩上特别用心，这一处闲笔小设计，却能演绎出大关节，整个人物如铁炉焖烤，看似星点余烬，内里温度灼人。”
“完成作品是我的本分”
《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播出后，有一种声音格外突出：这可能是最亲近观众的一次马伯庸作品改编， 依然有层出不穷的巧思和知识，却让人更看得进、看得明白。
比如剧中帅家默不仅是个算学天才，也背负家族恩仇，这让观众更理解他为何要将“丝绢案”追查到底的决心；又比如，原著中公文与书信的纸上交锋，成了知县、师爷们唇枪舌战、你来我往的过招。
在受到影视行业强势关注的情况下，未来马伯庸还会尝试改编自己的作品吗？
他直言编剧和写小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并不是说你会写小说了就一定能当编剧，也并不是说你会讲故事了，做编剧就能写出来。实际上从故事到剧本之间，有很长的路要走。真正的编剧，要考虑的事情也不仅仅只是故事本身，还要考虑演员的状态，考虑到拍摄时候的东西，要把所有这些事情都考虑清楚，写成一个能让后续的加工环节发挥出功能、让演员有足够好的平台去表现出来的剧本，编剧的责任非常重大。”
就好比许多人都曾问过马伯庸的那个问题，“你是不是为了方便以后影视化改编，才把小说写得特别有画面感？”在他眼中，小说和影视剧创作依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门类，“画面感归画面感，这是我从影视剧里学来的，但不代表它就是剧本。你写得再有画面感，到了剧本阶段还是会把这一切推翻重来。”
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曾索狄
